吴敬琏谈中国改革30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感受：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而今,又过去10年。     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现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满变数。我们用30年时间使得中国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滞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贫困人口数大幅减少；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艰难的攻坚。这都使某些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 　　值此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小康》杂志对话吴敬琏先生，畅谈成败得失，展望改革未来。 　　三个值得注目的事件 　　《小康》：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阶段，这30年您个人的经历与改革紧紧相联，其间值得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吴敬琏：回顾30年，我个人认为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三个： 　　一是1984年明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经济改革制度目标的确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 　　二是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方针开始进行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和战略性调整，也为后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三是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以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构筑了微观基础。这突出地表现为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 　　危机感来自何处 　　《小康》：您说过，对中国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现在最让您有危机感的是什么？ 　　吴敬琏：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小康》：您以前就指出过，这两种阻碍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用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种力量极力保持和扩大特权，以便掠夺大众以肥私；第二种力量则利用大众对腐败的不满，诿过于改革开放，制造开倒车的舆论。具体地说，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苏东国家的“增量改革”战略。这就是说，先不对国有经济采取大的改革动作，而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逐步壮大。这是一种聪明的、成效显著的改革战略。但是，它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能够凭借权力获益的人就力图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指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引起大众的不满。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些年许多专家也在不断呼吁。但是，这一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寻租，直到买官卖官，这些年“权力搅市场”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寻租形式层出不穷，“寻租”和“设租”已然形成恶性循环。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难以解决”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不利。许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例如，改革进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因此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 　　除经济改革迟滞之外，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部分官员滥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强化对工程立项、股票上市等的审批等等，这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由此获得暴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滞后。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一直进展不大。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经过事实检验的真理。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小康》：您前面讲到的第二种社会力量在最近发生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您对他们的主张有何评论？     吴敬琏：面对着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现象，大众完全正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强烈不满情绪。而第二种社会力量正是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造成当前社会中种种恶劣现象的原因作出歪曲真相的解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发生了方向路线错误，即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关键的是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究竟是改革带来的，还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第二，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推进经济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还是裹足不前，甚至向后倒退。 　　这里，我只举一个如何对待贫富差距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旧路线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它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发财致富。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进行民粹主义式的鼓动和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因为落后只能使我们退回到造成了千百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总之，我赞成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方针，在取缔非法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小康》：面对这一场辩论，中国党政领导的态度和方针是怎样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党政领导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3月6日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十七大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于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倒退没有出路。”     十七大后的课题 　　《小康》：显然，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应当团结起来，扫除障碍，按照十七大指出的方向推进改革开放。您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应当做哪些事情呢？ 吴敬琏：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明确认识。然后，还得真抓实干，落实措施。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是拥护“十七大”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论述的。旧路线的捍卫者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市场。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虽然大多数人在大的原则、方向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的，但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像国企改革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事情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在前一段时期旧路线捍卫者的宣传攻势下，一些在极“左”路线当道时代流毒甚广、改革开放以后遭到大众唾弃的错误观念又死灰复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认真的研究和切实的讨论加以廓清。前面我已经举出了贫富差别问题进行讨论。其他如国企改革问题、医疗保障制度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也应当加以澄清。 　　《小康》：在前些时候的改革大辩论中，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和断裂。市场化改革只有利于精英和富人，而不利于草根和穷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 　　吴敬琏：我觉得不能认同这样的分析。 　　第一，在我们的社会里，除了处于两极的少数权贵和弱势群体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收入阶层。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展，他们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十七大说得很清楚，到2020年，要让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多数。 　　第二，中等收入阶层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我国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根据这种分析，把我国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动仇富和反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去反对和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未来改革的关键 　　《小康》：在改革的实际推进上，还有哪些事情有待完成？ 　　吴敬琏：需要完成的事情很多，例如： 　　——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既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从务农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 　　——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也没有完全到位。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有待加强。资本市场的重要特点在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因此资本市场监管的要务，在于对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合规性监管。如果不此之图，而企图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来保持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只能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政策市”、“寻租市”，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建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法治建设需要认真进行。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十五大作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小康》：那么推进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在我看来，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它要管好它应该管的。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它的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陶卫华)

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谈论改革开放30年，必须认识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现实。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9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向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而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巨大的社会灾难使大多数人，包括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是什么，情况则复杂得多。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等国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什么招数，只要能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大包干"形式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个思路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数人还是有目标的，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改革目标越来越清晰。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经济改革要缓慢和曲折一些。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的某种认同。

有些改革放慢步伐，有些领域出现倒退

改革虽已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记得1990年代中期，我去中原某省，市委领导一起讲卖官，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正常。后来发现许多地方都这样，寻租活动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处来：是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获利？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前一种观点，把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后一种观点。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我国政府曾派许多团体到世界各国学习人家怎么发展经济，但是后来选来选去，觉得日本最好。邓小平本人对"四小龙"特别欣赏，其中最欣赏的是新加坡。）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曾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寻租获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行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若不愿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与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相反。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但打破这些垄断和干预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推行起来非常困难。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时，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微观干预的做法十分流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把市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虽然十五大就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10年来，政治改革进度缓慢。对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只能去结交官府。我把这种腐败动因叫做"寻租的新动力"。正因为行政官员个人掌握的权力能够决定人们的成败祸福，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的活动才日益盛行。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转轨时期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相反却在加强自己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这也是我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的原因所在。

防止"开放倒逼改革"的负面效应

改革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释放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府主导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目前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可直到现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不良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改

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已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

2007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社会转型能否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及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运行中，它们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当前，我认为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

简介：吴敬琏，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向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挑战，力主实行市场经济。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他自己说："我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

博主短评：许小年先生的话永远是听起来令许多人很不爽，尤其是一些主旋律爱好者。2001年许的千点论最终被市场所验证，但许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肯定比不上林园之流。与抽象的高等代数相比，中国普通老百姓更愿意学习一目了然的初等算术。当一个市场里标榜自己能算出未来几天走势的神棍依然受热捧，998-6124-1664的轮回必然反复如昨。周日午后的阳光下，我读过方舟子写的舍恩沉浮记，明白了麦道夫现象存在的必然性。科学界如此，证券界如此。周五全球股市高开，或将引领2009年A股的开门红，然后呢？土归土，尘归尘。 在危机面前,中国更需要的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邓小平理论。要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我一再呼吁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渡管制。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使得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2008年12月27日,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迟到的衰退”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许小年:很高兴来到燕山大讲堂。我非常赞同燕山大讲堂的传统,我们在大学的讲堂,首先坚持批判性,第二是建设性,第三是开放性,第四就是独立性,知识分子一定要独立,否则没有任何价值,我希望燕山大讲堂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觉得批判这个词很有贬义,在英文中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它对现有的结论、现有的观念永远持批判的态度、怀疑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才能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以我觉得批判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衰退来得异常猛烈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迟到的衰退”。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的情况有多严重?应该说非常严重。我最近跑了两趟南方,去了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像广东的东莞、中山,我看到企业减产、停产甚至是关门,大量的工人被解雇,因为政府不让工厂解雇工人,于是就叫“停薪休假”,今年民工返乡潮也提前到来。外贸出口负增长、发电量负增长、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迅速下降,9-11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也是负的。 　　经济下滑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在内,我感觉到了衰退的到来,但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猛烈,这也促使我们每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回事、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回事?上半年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防通货膨胀,为了把过快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政策180度大转弯,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来保证经济较快增长。通胀的危险几乎在几个礼拜之间消失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通缩、经济衰退、物价的下跌,失业的上升。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标志着中国加入了世界上信奉凯恩斯主义国家的行列,凯恩斯主义能不能应用在今天的中国呢?这个稍后我会讲到。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难道都是因为金融海啸?都是因为外部原因吗?答案不是这样的,想要理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各国政府看不到方向,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美国被金融海啸搞得狼狈不堪。美国的金融体系一度面临崩溃,危险的高潮是今年的10、11月份,金融机构倒闭,雷曼兄弟的倒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冻结,人心慌慌、风雨飘摇。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采取紧急的措施,美国的第一大投行高盛、第二大投行摩根斯坦利都要倒闭,这个世界的经济可能会倒掉。美国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整个金融大厦免于彻底崩塌。 　　究竟怎么回事呢?这是个说来很长的故事,我讲的观点,只是众多解释中的一个,未必我的认识是正确的、唯一的。 　　风起于2001 　　这要从2001年开始说起。2001年世界经济舞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了。同时,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之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把自己的经济和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一个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不可分割地、历史性地融为一体了。但是对于这种经济关联度的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中国政府的学术界、商界都认识不足,人们还带着过去的习惯思维、用过去的经验来处理这两大经济体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今天。结果就犯了错误,种下金融海啸的祸根。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获得了什么收益? 第一,“中国制造”帮助美国人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产品可以从中国进口,而中国产品的价格便宜。第二,美国人突然发现,有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加工厂,在美国劳资双方的谈判中,资方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的通货膨胀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供给短缺引起的,比如四川的猪生病了,猪肉价格狂涨。而美国通货膨胀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它是一个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供应方面的瓶颈几乎是没有的,对它通胀推动比较大的是工资,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力的上升,工人的报酬超过了工人用劳动创造的财富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中国因素在这个环节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资方劳方说,你想加工资我不给你加,我可以让中国人替我做,把订单下到中国去,你想罢工我在国内就不做了,所以“中国因素”压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跟美国的政策有什么关系?跟美国的哪个政策有关系?当然是货币政策。 　　美国的故事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当局就可以保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在通货膨胀起来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才会紧缩银根、加息,用紧缩银根的方法来削减社会总需求,把通货膨胀压下去。由于中国的存在,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没有通胀,格林斯潘这个时候就有点迷盲,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没有通胀?他想加息,但又看不见通胀,敌人没有出现你打枪有什么意思?经济增长速度高有什么不好呢。在犹犹豫豫之中,格林斯潘把“911”时候的低利率保持了两年之久。911时为什么要降息?因为911袭击使得美国金融系统陷入混乱,金融体系之间的周转困难,美国商界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为了刺激投资、刺激消费避免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格林斯潘在911之后大幅度的降息。但是,格林斯潘在很长时间里看不到任何通胀的迹象,所以他就等!等!等!一直等到2004年中,通胀在美国开始有抬头,格林斯潘才开始加息、收紧银根,但是已经太晚了。2001年到2004年的利率是战后的最低水平,大概在1%,当然,今天美国的利率比“911”那会儿还低。 　　战后最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两年多时间,造成了什么问题?低利率使流动性过剩。非专业经济的同学可能不懂流动性,流动性就是钱,钱太多了。1%的利率,老百姓会把钱放到银行里吗?不会的,于是这个钱就在市场上到处游逛;1%的利率,银行也放出了大量的贷款,老百姓也喜欢借钱,因为利率低、资金很便宜;老百姓不存钱、企业不存钱,美国的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都大量的借钱,借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信用泛滥、流动性泛滥,大家都在借钱过日子。中国老百姓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是世界上最节俭的民族,我们的储蓄率接近50%,在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储蓄率是多少?是0,有几年储蓄率是负的,借钱度日。为什么?因为借钱太便宜、利率太低,一个经济中钱太多了就不是好事,就要出问题。北京下一场雨、雪,大家都觉得这么干旱的地区下雨很好,很湿润,但是下多了二环桥底下就积水,车就开不过去了,所以水不能太多;一个城市水不能太多,一个经济中钱不能太多,钱太多就出事。如果钱太多,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这些多余的钱上哪里去?就去寻找资产,当资产市场上也容纳不下的时候,就转变成资产泡沫了。钱太多了怎么办?进如股市, A股为什么可以从1000点冲到6000点,美国股市也同样,一路牛气冲天。进入楼市,在楼市创造出一个日益膨胀的大泡沫,楼市的泡沫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商业银行能够拿到贷款的人全都拿到了,剩下那些人是没有资格拿贷款的,但是商业银行和美国的政治家们给这些没有资格的人创造了条件,让他去借贷款,这种贷款叫“次贷”。什么叫次贷?就是不合格的贷款人拿到了贷款。在次贷的支持下,大量的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天一天地吹大,吹到去年年中泡沫破灭。次贷的泡沫吹大了以后,再加上金融创新、MBS,把次贷做成资产证券化,然后再卖给投资者,这样风险就分散到市场上了。 　　次贷风波的根子就在钱太多了,为什么钱多?因为利率低。为什么利率低而没有通胀?“中国因素”是原因之一。所以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突然提高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制定者有点发懵,美国的经济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通胀,导致货币政策出现失误。今天,我们一般都同意格林斯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格林斯潘的两大错误:第一是货币政策的错误;第二是金融监管的错误。格林斯潘本人前些天承认了第二条错误,我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到现在不承认货币政策上的错误。所以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把保罗·沃尔克请去当经济复兴委员会的主任,保罗就是格林斯潘的前任,格林斯潘应该感觉非常失落,但是他的失落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美国这边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半边,中国是怎么回事。美国钱多,除了制造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之外,还拿这些钱到国际市场上买东西,于是造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旺盛需求。别看我们“中国制造”质量还不怎么样,但外面需求很多,卖得出去就能赚钱。既然需求强,国内的企业就投资,增加生产供应能力,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推动的力量一方面是国内有需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海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了来自于海外的强劲需求,我们就拼命的投资,增加产能的供应,形成过多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两边拼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循环。 　　现在这个循环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们发现来自于美国的需求没了。我去广东了解情况,有一些外向型企业和我说,11月份整整一个月没有一张订单,有的企业不光是没有新订单,连老订单都取消了,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忽然像退潮一样,这些订单就消失了呢?原来来自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部需求是由什么支持的?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的,现在次贷危机爆发、泡沫破灭、美国的金融机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放贷款,一旦贷款停止,美国的经济马上陷于停顿。为什么在次贷经济之后三大车厂混不下去了?美国老百姓买车跟我们买车不一样,别说买车,我们买房子都是现金。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美国人买车用借贷。一旦商业银行不敢往外放款,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就突然下降,汽车销售量马上变成负的,三大车厂也是负债经营,一旦现金流不能流入,整个公司就无法运转。当然,从长远来看三大车厂的核心问题是工会问题,但是银行停止贷款引发了三大车厂的经营危机,美国的老百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买车了。 　　伴随着三大车厂的负债经营,国内是国美出事了,美国的“国美”叫“百思买”,也不行了。因为美国人不仅借贷买汽车,而且借贷买冰箱,一旦贷款停止,电器的销售都发生了问题,百思买的股价都跌到谷底。企业负债经营、家庭负债消费,美国政府更不用说,也是负债累累,美国人的问题是负债过重。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存钱太多。我们为什么老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借债谁借给他?是由存钱的人借给他,存钱的是谁?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买美国国债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借出去钱还能赚点利息,所以我们不要责备中央银行和外管局,在这种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必然中国要买美国的国债。 　　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把负债经营的商业模式一下给打乱了。过去我们这里不管生产多少东西,总会有人要,现在发现没人要了,我们大量的投资所形成的过剩产能,现在全变成了库存。过剩的库存、过剩的产能似乎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看到钢价暴跌、煤价暴跌、铁矿石价格暴跌,为什么?因为产能过剩,企业都不计成本的抛售库存,国际经济循环的链条,只要中间一个链条断掉,其他各个链条就产生“滚雪球”的效应。银行放出了太多的借贷,这需要调整,当然调整是痛苦的。 　　可怕的产能过剩 　　中国这边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国内的经济有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库存好处理,过剩产能怎么处理呢?我听钢铁厂的人跟我讲,他们现在正在考虑炼钢的炉子怎么办,炼钢不是市场上有需求就多炼两炉,没有需求就停两天,炉子能停吗?不能停。但是市场上又没有需求,钢铁厂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叫做“闷炉”,就是用蜂窝煤盖上,留一个眼让它缓慢燃烧,供给它燃料、电力,仅仅保持铁水不冻上,但是闷炉也有成本,闷炉也得供电、烧焦炭,如果闷炉的成本太高了,有些钢厂考虑把铁水放干,把炉炸掉。 　　过去我们在学习《资本论》时,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过剩。我记得教科书上有照片,美国的农民把牛奶都倒沟里了,今天我们也倒沟里了,只不过原因不太一样,不仅要把牛奶倒沟里,还要把好好的炉子给炸了。美国人很痛苦的在调整,我们也要调整,把过剩的库存处理完以后,我们要面对过剩产能。牛奶可以倒掉、奶牛可以杀了,这些机器设备怎么办、厂房怎么办、矿山怎么办?全球经济的调整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是痛苦,很有可能是漫长的过程。我们发现旺盛的海外需求实际上是由货币政策支持的,而货币政策这个虚火一撤掉,我们过去大量的投资有可能今后不能创造价值了。这些投资如果不能产生效益,对银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的大量坏帐。它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失业的产生。所以现在政府很着急,但是,着急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乱着急,一着急就命令产业不许裁员,企业经营不下去不裁员怎么办? 　　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我们下面怎么调整?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全靠投资。给大家一个数量的概念,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叫投资,现在占GDP42%左右,投资的增长率在过去几年平均每年20%;第二驾马车叫出口,在经济学上的计算只是净出口,净出口去年占中国GDP的9%,而出口的增长平均每年30%多,有些年达到了40%;第三驾马车是消费,居民消费占中国GDP35%,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大概是在10%-15%之间。有这组数据大家就知道中国GDP的增长,第一靠投资、第二靠出口,消费在这三架马车中是小兄弟,是敬陪末座。现在出口已经负增长了,它由推动经济的强大引擎,变成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投资正在熄火,为什么?因为有那么多过剩的产能,但需求在什么地方?市场在什么地方?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为什么要投资。现在能够撑起中国经济局面的就剩下消费了,但是当我们需要消费的时候,我们发现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都是要用数据说明的,因为PPT设备无法支持,我现在无法演示。 　　在调整的过程中我想强调一个概念,美国的调整和中国的调整都是必须要进行的,这个调整不是在原有均衡上简单的周期性重复,而是从一个旧的均衡向一个新的均衡过渡。这个调整不是旧的游戏的简单重复,而是从旧的游戏跳跃到新的游戏上去,旧的游戏和新的游戏均衡区别在哪里?在于预期的不同。 　　我在这里讲的是美国和中国,我用美国代表一个经济发达体,用中国代表“金砖四国”、新兴经济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人们的预期必须做永久性的调整,美国人再也不能幻想像过去那样借贷度日,美国人必须增加储蓄率,企业必须降低杠杆率。杠杆率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杠杆率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什么雷曼兄弟倒台了?杠杆率太高,有30多倍,自有的资本金只有3%,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他的投资里只要出现3%的坏帐,它就资不抵债,所以美国的企业一定要降低杠杆率、美国的家庭一定要增长储蓄、减少消费,这就是在美国进行的去杠杆化过程,实际上就是降低负债。但是降低负债,企业就要缩小投资计划,这对整个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收缩,所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恐怕短时间内走不出来,只要去杠杆化过程继续一天,美国的经济就会在停滞的状况下度过一天。 　　美国的经济什么时候恢复?什么时候去杠杆化完成之后才能恢复,这并不是传统的周期波动,30年河东30年河西,两个季度GDP收缩,第三个季度就好转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次是从旧均衡过渡到新均衡,而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重复。 　　中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也要调整预期,这个预期是什么?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像过去那样。中国的出口不会再以20%、30%的速度增长了,只能跟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全球的贸易量每年增长多少?大致来讲比全球GDP的增长高2-3个百分点,如果全球GDP是4%,那全球的贸易量也就是6%、7%,所以国内还有理由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吗?没有了!企业要调整它的投资计划,投资也不可能20%多的增长了,如果外贸从20%多的增长降到6%、7%,固定资产的增长降到10%,中国的GDP每年还有10%吗?可能只有5%、7%,我们必须习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GDP只有中度的增长,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GDP增长也许只有5%-6%。5%-6%的GDP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位毕业之后找工作就困难了,这个困难今年已经发生了。 　　在中度增长时期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习惯了10%的增长,好像低于10%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为什么?就业是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中国一定要有10%的增长,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但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日本3%的增长保持了20年、韩国保持了15年,他们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的?虽然我们的自然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总人口增长率美国比我们高,因为它有移民。过去我们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投资又大部分进入了制造业,特别是最近几年,大量的投资进入了所谓的重型制造业。制造业的特点是什么?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重型制造业。我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以后要有二次工业化,二次工业化的特征叫做重型制造业,这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历史常识的著名经济学家们才能讲出来的话。我们都知道工业化完成之后,世界各国走的道路都表明,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轻型化,去工业化。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下一个新兴产业不是重型制造业,是服务业,如果有一点经济常识都不会讲出这样外行的话来。 　　我们前两年还在鼓吹工业化、后工业化、重型工业化,完全无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我们国家自己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我们发展的重点是制造业,而制造业不能有效地创造工作机会,我们不得不依靠经济10%的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但是能够有效创造机会的服务业长期被忽视。 　　4万亿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谈产业结构的问题、不谈经济结构的问题,我们想用四万亿来扭转乾坤,大家也都听说,政府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要扭转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我们现在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首先,明年的财政支出到底是六万亿还是八万亿,如果四万亿是新增的,则明年的财政支出是八万亿,如果四万亿是原来预算中就有的,明年的财政支出就还是六万亿,这一点都不刺激。经济学中只有新增的才有刺激作用,这四万亿到底是新增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是原来就有的,这四万亿无非是把原来就有的提前宣布了一下。 　　第二个问题,钱从哪来?有一万亿已经清楚了,来自于中央财政,明年发行特殊国债五千亿-六千亿,这一万亿是落实的。算一下中央政府的负债、GDP、增发五、六千亿的国债,政府的债务水平还能够控制在国际警戒线附近。国际警戒线赤字是多少?GDP的3%,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还能够管理它。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万亿从哪里来,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国家的财政非常不透明,我们拿不到数据,所以只好猜测。 　　有的说从地方政府来,我们就去找数据看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财力,找到的结果结论是够呛。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好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救楼市计划,政府为什么要救楼市啊?因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我们手头拿到一组数据,今年1-11月份,7、8个城市卖地的收入仅为去年全年卖地收入的1/3,有些城市甚至连1/4、1/5都不到。地方政府匆匆出台措施救楼市,实际上是救自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希望刺激楼市,把地价抬高。目前刺激的结果是什么?不甚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明年的楼市不能恢复到几个月前那样火爆,地方财政连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哪有钱投入到这三万亿中来?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个来源是哪里?银行。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银行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开始剥离坏帐,然后改革,建立基本的规章制度,在海外上市,进一步筹集资本金,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上可以说是健康的,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这里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一个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健康。好在我们抓紧了银行改革,否则按照过去银行20%-40%的坏帐率,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的信心发生什么变化很难设想。现在有一些银行买了次贷资产,如果是不良资产,我们能不能消化次贷资产造成损失,很成疑问,我认为改革当先。 　　银行刚刚恢复健康,你马上要求银行给你放几万亿的款。银行贷不贷呢?不贷又不对,贷也不对。别忘了银行现在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贷的这笔款项风险、收益是否匹配、能不能回收?多长时间回收?如果没有效益怎么到股东大会上交代。你跟股东说,我知道这个贷款风险很高、收益比较低,但是我要讲政治,响应国家号召。股东买了银行的股票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生活中炒股的人很多,各位买股票时心里想的是支持国家建设还是什么?如果是赚钱就对了,如果你说是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反而我觉得口是心非。 　　银行怎么办?它要面对股东,每年要交财务报表,今年的资产规模扩张了多少,不能说响应党的号召就贷款了,如果这么贷,我们的商业银行又要回到政策性银行的老路上去。我们这么多年吃苦头吃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商业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是政策性银行,这条路不能这么走,不仅在股东那里没法交代,就是在全国老百姓这里也无法交代,不能再人为的制造银行坏帐。 　　如果银行不行,就剩企业了。如果企业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的话,何必还要这四万亿呢?这四万亿隐含的前提就是,企业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可以肯定的是民营企业不会掏钱,因为钱都是他自己的,他不愿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冒然把钱扔出去。那就剩下国有企业了,政府可以跟国有企业讲政治,让国有企业在四万亿里做出贡献,但是别忘了国有企业的任务是什么?资产保值增值,尽管我认为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是错的,但是目前政府给它规定的目标就是资产保值增值,你在这个时候做投资出现损失怎么办?国有资产亏损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国资委领导讲话都非常艺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既要”、“又要”,既要支持扩大内需的政策,又要控制风险。 　　算了一圈,除了中央的一万亿以外,不知道从哪筹集这三万亿。 　　4万亿刺激可能无功而返 　　第三个问题,就算落实了资金的来源,拿到了四万亿,扔下去能不能起作用?由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只能借助一些历史的事件来判断这四万亿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我们都认为,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结束了上次大萧条,这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国际标准”。新政有两条主要内容:第一,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试图把经济拉出萧条。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摆脱萧条,萧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结束,为什么结束?因为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政府的需求突增、政府的开支在1940年以后占到GDP的50%,才结束了美国长达10年的萧条。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而是希特勒。这就是历史,当然历史经常被人们改写,08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是克鲁格曼。其实我认为他是没有资格拿到这个奖的,他获这个奖不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因为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类似于歌星、球星,而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克鲁格曼讲了一句正确的话,他说“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只有一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日本在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样的衰退,同样也应用了凯恩斯主义,连续10几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平均每年达到GDP 5%以上,早就突破了国际的警戒线,在高峰的年份达到GDP 10%以上,但是日本的经济什么状况?到今天仍然是不死不活。当然,大家会说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日本比今天还惨,这句话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法持续的。在日本长期衰退的初期,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国家债务对GDP的比例是50%,今天是多少?今天是160%,日本政府还有可能增加债务吗?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如果再增加负债,国家有可能破产,日本政府在海外发行的国债就曾经被国际评级机构把它评为“垃圾以下”,说明大家对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中国愿意走日本的道路吗?我们不愿意。那怎么办? 　　有说人1998年我们也执行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不正结束了下行增长的趋势,而调头向上吗。确实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分析数据之后就会发现,98年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99年、2000年以来经济的反转最根本的是两大原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为什么房地产在99年、2000年启动?因为19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取消了分配住房,把住房推向了市场,忽然在国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资金、材料、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这个新的产业支撑了我们经济发展一直到今天,到今天我们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以上。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跟四万亿没什么关系,房地产市场是靠改革启动的。 　　第二大原因是什么?就是前面讲过的,进入WTO后的外部需求。 　　放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是关键 　　所以,中国经济的调头向上第一是靠改革;第二是开放。我在各种各样的会上讲,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希望的、有办法的。我在四万亿上看不到希望,在四万亿上得不到信心,我能够看到希望的是改革和开放。尽管我在凯恩斯主义上花的时间比邓小平理论上多得多,同时我们也要批判凯恩斯主义。现在经济中确实碰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我们也碰到过,我们靠什么来解决这些困难?不是靠政府花钱!花钱!再花钱!而是靠不断地改革开放、培育新的增长点,相信民众的创造力、相信市场的活力,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听的人感觉是不是建设性就不知道了。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我一再呼吁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使得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我们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40%,美国是80%以上、日本是65%,连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中国的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50%。服务业长期的落后和政府的管制有着长期的关系。 　　我所说的服务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洗头的、捏脚的,我说的是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这些行业有多大的空间、有很多投资机会、能创造很多工作岗位。拿金融服务业来说,我们80%以上的中小企业现在没有金融服务、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我们能创造多少就业?医疗卫生行业,现在我们都不敢去医院,去医院没病都给你搞病了,排队、拥挤、医生服务的态度,有病的不敢去医院,没病也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民众的需要?因为管制。想办个医院,先到卫生部报批,等着吧,两、三年不批,为什么不批也不告诉你。民营医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打擦边球、钻墙角,最后还是经营不下去,政府铁打的医疗体系阻碍了资源流入,结果就是供应的短缺,看病难。现在不提政府管制,反而把气都撒到大夫身上,说大夫医德有问题。大夫的工资也是管制的,不能由市场的供给、需求决定医生的工资,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市场价值,但市场的规律总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表现的方式就是红包。不给医生涨工资,还骂他收红包是医德有问题,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是计划经济的逻辑,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老用计划经济的逻辑,把事情全搞扭曲了。医学院毕业不就开那点钱吗,还不如做公务员呢。大家知不知道,公务员不创造价值。公务员做的工作都是价值的重新分配,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政府手里的钱都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以税收的形式交到那去。如果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都向往着不创造价值的工作,我们这个社会长久发展下去是不是令人担忧。 　　对文化娱乐体系过度的管制,一个片子出来三堂会审,关系搞得不好就说你品位低下不能播。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你为什么要插一杠子评审呢?为什么你的口味就比老百姓高雅呢?这种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政府经常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作茧自缚。中国还是一个中等程度发达经济,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有很大的潜力,但我们作茧自缚;第二件事就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到今天,地下钱庄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为没有法。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大家去注册,政府可以收税、可以监管、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 　　在经济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存在信心问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民众的创造力、对市场的活力始终充满着信心,我们缺乏信心的是政府的政策,我们对于改革开放在近几年的停滞不前深感忧虑,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GDP的增长率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只有5%、8%,但是这5%、8%是健康的、是可以持续的、是高质量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提问:许教授你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怎么看,我们通过什么渠道能解决这个问题? 　　许小年: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可以减税。过去几年中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速度显著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总体的趋势,相对而言是国家越来越富裕,而老百姓收入的份额在下降。要改变这个局面,政府少收一点税,不仅为企业减税,也要为老百姓个人减税。 　　另外一方面,也是技术层面上的,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讲的,要改变资产配置,我非常赞成中央在“十七大”提的口号,就是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我非常赞成,但是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居民的资产,居民的资产怎么增长?农村土地分给农民,不要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说农民的经营权要长久不变,当时学界提的是农民的承包权是永久不变,但因为语言艺术改成了长久不变,但是多长算久呢。现在农民已经没有资产了,它唯一的资产就是土地。减税,也可以使居民拥有更多的资产。 　　从战略上讲,要解决国家、民众之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就要对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让政府做该做的事情。政府该做什么?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给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就是一个“守夜人”。它只管游戏规则,而自己不插手到游戏中来。在市场经济中来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它管的是市场运用的规则,它是一个裁判员,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一个职责,亚当·斯密把它叫做“守夜人”,比如这栋楼着火了,政府灭火,火灭了就回去睡觉。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亚当·斯密的书,还有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可以读,这几本书都从非经济学专业的角度给予了非常精采的论述,大家判断书的好坏时,不要看排行榜,好书永远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不是畅销排行榜。

博主短评: 节后钢材市场结束了节前连续十周的反弹，开始了新一轮下跌。而今日收盘前宝钢、鞍钢双双拉上涨停。2400明日开盘即将攻克。两市相加2730亿的成交量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中国A股不差钱。 中国新增的天量贷款没进实体经济，全在资本市场上自我循环加强。与创11月来收盘新低的美股比较，A股实在牛的可以。看看北大张维迎教授的讲话，体验一下北大精神。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被某基金公司喝令滚出门，全在于他是个看见皇帝新装的小男孩。在这个反复强调有信心就有办法的国度里，+10兄对于A股实在看不懂，没办法和复活的民间股神比收益。只好看看书，读读报。 再读一遍巴菲特的话，股市短期看是个投票箱，长期看是个称重器。 张维迎的疑问也是+10兄的深层困惑：“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既然解决不了危机，A股凭啥能说1664点就是大底？ 张维迎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 　　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八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八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八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往八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十二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一时间犯了大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行业的下滑远远大于消费资料行业的下滑。这两个特征也是所有经济萧条时期的主要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的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得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八十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张，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 （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已经到来！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 《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19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场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威廉·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之所以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扭曲。而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它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它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要仅仅停留在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 “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基于上述观点，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刺激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第三，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上的，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of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of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创业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倒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我很赞成。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给老百姓。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老百姓持有资本收入，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所引起的财富分配不公，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它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全OEM的企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我们也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它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几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2月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修订整理）

博主短评:八年前许小年教授的千点论犹在耳边回响，他对宏观经济一针见血的看法让许多看多者心寒，但事实总是难以回避。昨晚美股创六年新低，今日欧洲三大股市均刷新多年来新低，日本股市也又创25年来新低。 今晚的净值排名我不太感兴趣。A股今日大涨继续吹大人民币资产泡沫。当全球股市都在5-10倍PE挣扎，A股傲立在20倍PE的日子不会长久。如果A股回到10倍PE的水平，打七折的封基也并不显得怎么便宜。 读读许小年教授的新作。毕竟人家说准过一次，难保还会说中第二次。日前某领导大言不惭地宣称A股在两会前能上3410点，看来高官中技术派人士还为数不少。反正吹牛不花钱，我猜两会后能下1340点。 有朋友说我观点过于看空，没办法，数据放在那里，明明白白告诉你答案。前一段时间经济出现一丝回暖迹象，钢材价格在暴跌后出现了弱势反弹，但春节后又以每天30-50元的跌幅一头栽了下去。全球股市大跌，说明外需回升遥遥无期。内需也许十年后起飞，就看投资了。且听许小年给你解读： 贷款高增长风险堪忧 许小年   [2009年02月20日 15:17] 　   盲目跟随政府和国企项目发放贷款，银行甄别风险的功能弱化，坏账增加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 许小年】“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宣布至今，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明确资金来源。媒体曾报道过，中央政府将于今、明两年发行1.2万亿国债，并准备代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的债券，除此之外，未见任何其他说明。剩下的2.6万亿从哪里来，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官方消息。 　　从近几个月的银行贷款数字来看，商业银行有可能成为4万亿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去年11月为4700亿，12月7700亿，今年1月的前20天创下9000亿的天量，整个1月的数字是1.6万亿——这意味着在1月的最后五个工作日中就放出了7000亿！市场估计，贷款会在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正在转变为信贷刺激计划，说到底是货币刺激计划，靠印钞票拉动内需。银行放贷虽然不影响基础货币，但贷款生成的存款将进入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当银行的可贷资金出现短缺时，或者政府在“两会”后大量增发国债，银行成为购买的主力时，中央银行极有可能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那时的“4万亿”就会变成三分之一靠财政，三分之二靠银行。 　　商业银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放这么多贷款，显然是为了配合拉动内需的政策，但这正是我们担忧的。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本来是作为储蓄者和借贷者的中介，严格审查项目的风险和收益，在充分估计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计算项目的商业收益，依此决定贷款的投放。商业银行首先要对它的股东和储蓄者负责，而不是对政策负责。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是政府，但政府股东作为出资人，它的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它关注的是贷款的安全性与盈利性，而不是贷款的社会效益。 　　商业银行在短时间内放出这么多贷款，要么降低了贷款标准，要么放松了项目评估与审核，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无论何种原因，如此发放贷款，后果不言而喻，短则两到三年，长则三到五年，曾经困扰我们多年的银行坏账将卷土重来。 　　新增贷款中固然有相当大的部分为票据贴现等短期融资，但问题是，经济活动已显著放缓，近几个月的工业附加值、进口、电力消耗、财政税收等统计指标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信贷增速不降，反而陡增，短期资金的供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钱都到哪里去了？岂不令人更有理由怀疑信贷资产的安全性？ 　　至于新增中长期信贷，据说主要投入了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大型国有企业。即使这个情况属实，也不能认为这些资产就是安全的。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支持与否，丝毫不会改变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银行给铁路贷款，能否安全回收，取决于铁路的建设成本、建设期、客流量、票价等经济因素，铁路的建造者是谁，无关宏旨，这条铁路的成本和收益参数不会因政府承办而好转，也不会因民营企业是投资方而恶化。实际上，同样一条线路，民企投资的收益可能更高，而风险更低，因为钱是他自己的，为了赚钱，他一定要精打细算，千方百计控制风险。 　　银行跟着政府和国企放款，不会降低经济的总体风险，只不过在发生坏账时有人埋单罢了。但正是因为坏账有人兜底，银行的“道德风险”上升。顺便说一句，“道德风险”有着严格的经济学定义，指的是隐性担保机制引起的金融机构的行为畸变，不能将“道德风险”和道德败坏划等号。面对政府和国企这样看似安全的大客户时，银行不再进行认真的风险收益评估，就此丧失了应有的识别和控制风险的功能。对银行而言，贷款或许是安全的；对全社会而言，信贷资产的总体质量下降了，不仅因为政府项目的收益低，而且因为银行不再严格把关。 　　历史上，中国国有银行曾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坏账。在产生坏账的原因中，政策性贷款首当其冲，其他两个原因是工作失职和内外串通的犯罪活动。可见，政府和国有企业并非贷款的“避风港”。在经济下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迅速恶化，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个月间也一路下降，2009年1月为-21％。盲目跟随政府和国企项目发放贷款，银行甄别风险的功能弱化，坏账增加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几年前，我们曾“背水一战”，进行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银行改革。剥离银行坏账，政府注资核销不良资产，以上市为契机，建立基本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控制制度，将国有银行逐步改造为按照市场商业原则运作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这一工作到现在尚未结束，国家开发银行与农业银行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在这样的时候，难道我们又要把银行推回政策性贷款的老路吗？为了拉动内需，甚至不惜制造新的银行不良资产吗？ 　　现在回过头来看，幸亏我们早几年推进了银行改革，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是健康的，虽然在海外资本市场投资出现了一些损失，但由于资本金和拨备充足，不致影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我们切不可因小失大，一味追求经济的短期表现，降低贷款标准，最终伤害到金融体系的根本。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拉动内需是有必要的，但首先要搞清楚内需在哪里。在一个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国度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巨大，说“内需不足”是天大的笑话，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僵化的体制对内需的束缚，将以居民消费和服务业为主的潜在内需，转化为实在的购买力。这就需要减税，充实社会保障体系，将国有资产分配给民众，开放行政垄断行业，解除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而不是靠政府花钱，更不是靠银行放贷。■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毕诗成：4万亿不被人大过堂有点儿说不通
2009年03月03日08:23   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毕诗成

　　尽管社会舆论对于政府4万亿投资的走向非常关心，并希望能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公开审议，但有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不审议4万亿投资。(3月2日《南方都市报》)

　　至于巨额投资今年人大不审议的原因，贺副主任透露：无论是去年的1000亿元、今年初启动的1300亿元，还是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我们觉得都是政府为了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在自己权限内所做的安排，并没有改变总的预算，这是无可非议的。今年全国人大将表决发多少国债、财政赤字是多少、有什么安排，但不会讨论1300多亿元到4万亿元的问题。

　　笔者不是专业人士，对于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能力准确评判。但一个朴素的感觉是：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人大审都不审，完全由国务院部委作为“权限内工作”去操作，这样的放权是否大了点？有消息说，投资消息传出后，发改委门口被“跑部钱进”的各方神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就更需要盯紧点了。毕竟，巨额投资关系到地区公平、行业公平，没有必要的博弈、讨论情况下，出现任何干扰力量都可能造成投入偏差，损害社会公平。“要关注民生、倾斜三农”，问题是不经过审议把关，怎么确保这种“共识”能真正实现？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4万亿接受审议与4万亿公开用处，目前还是两个问题。尽管人大不审议，但不意味着用途不公开。贺铿也承认，能把方案公之于众，按照公布的情况实施，比大多数老百姓不知道，总归要好一些。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有网友要求公布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详细清单的要求，欢迎公众随时向国家发改委查询。“大家对于4万亿元资金去向的关注是合理的，我们对信息的公布也是完全放开的。”随着时间推移，公民希望了解4万亿走向的诉求似乎不难实现。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通过信息的公开监督，能否替代投资前的人大审议呢？表面看似乎可以，财经委相信政府在资金投向上的“情怀”，大家又可以“随时向国家发改委查询具体信息”，再加上2月20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也曾表示，“审计署对4万亿投资进行了重点审计监督，目前尚未发现重大的违法违规或者重大损失浪费问题”，有这么多力量监督，何必一定要走人大审议的程序呢？

　　但往深处看，作出“不审议”的决定似乎还是有些不妥。就在贺副主任表示4万亿用途属于政府“权限内”之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在媒体上说，4万亿元投资时间跨度为两年，由于政府预算和基建项目是按年度安排的，今年的投资安排需要在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才能向社会公布；4万亿元计划中包含的2010年年度的投资安排现在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公开。按照这种逻辑，4万亿每年的资金都是需要在人大审查之后才能安排的，那么，何以能不通过审议，就成了政府“权限内资金”，并且确信它“没有改变预算”呢？

　　其二，多名专家表示，4万亿投资不仅是资金问题，“4万亿政府投资的具体投向很关键，目前监管重点应是在项目的论证、执行阶段进行跟踪和审计，以防止权力的腐化”。人大如果不闻不问，又如何杜绝大上、快上躁动下出现的项目偏差呢？更何况，4万亿多大比例投到基础建设上，多大比例投到养老保险、农村医疗等民生方面，本身就必须要在人大平台上充分博弈。

　　退一步说，即便真的面对时艰，大家信任政府认为不需要审议，那也应该是两会代表委员集体提出来的，何以两会未开，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首先就被“锁死”了呢？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大唱中国赞歌，究竟如何？过几年就知道了。究竟应该相信自己还是相信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是不是也会忽悠老百姓？
中国经济今年“保八”有望 作者：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4-27

你可以认为我疯了，但这场危机的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和责任。
上周我们调高了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预期，将经济增长率从6%和9%，分别上调至8.3%和10.9%。
为何如此乐观？很显然，到2008年为止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支柱的出口，其迅猛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2007年末，仅对美出口就曾占中国GDP的12%左右。这意味着，一旦美国需求出现问题，出口就会遭受严重冲击，并可能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
几年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就据此预测，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将宣告结束，中国将逐步采取一种更灵活、更强健的汇率机制。
转眼危机爆发。当这种情况在雷曼兄弟倒闭事件之后加剧时，全球贸易受到迅速、沉重的打击，而中国经济增长显然也会受到冲击。同样清楚的是，与1997年应对亚洲危机时一样，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迅速做出反应，改弦更张。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三项政策措施相继出台，而且目前已开始显效。我们因此调高了中国的增长预期。
首先，去年11月，当局宣布施行大规模财政扩张，重点是新增基础设施支出。虽然我的同行们此后一直在该方案的真正规模上挑刺，但他们没有抓住要点。中国政府清晰地传达了其政策意图；有趣的是，股市领会了政府的意思，并就此展开了反弹。（风景：“清晰地传达了其政策意图”，中国六、七十年代政策意图更清晰）
其次，政府宣布了开展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计划，将覆盖依然广大的农村地区。初步计划是到2011年，农村医保覆盖率达到90%。此举最终可能是全球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进展，可能终结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局面，明显推高消费。（风景：医保覆盖率和能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根本是两个概念，不能依靠两个可能就得出“推高消费”）
第三，以中国央行为首的政策当局及时着手扭转前两年趋于紧缩的金融状况。这是我们上调中国增长预测的关键原因。根据我们的中国金融状况指数，自去年10月份以来，中国金融状况的宽松程度大幅提高了520个基点。（风景：日本的金融状况的宽松程度也很高）
这三项措施为中国内需在2009年剩余时间和2010年加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剂良方，深究起来，对世界也未尝不是如此。
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已经启动，可能会延续多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预期，我们把中国A股列为2009年最值得看好的投资选择之一。自去年11月刺激方案出台以来，中国股市已上涨了50%。虽然现在进场的吸引力不那么大了，但随着需求增长的迹象增多，肯定会有很多投资者重返中国市场。
在“金砖四国”（Bric，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中国历来是最重要的，而过去5个月的形势也依然证明，我们看好较长期前景是有道理的。
可笑的是，近一年来，很多人都表示，金砖四国已是昨日黄花。这真是无稽之谈——它们仍处在初生阶段。去年夏季我们发布的较长期预测中，提出到2027年，中国有望超越美国，而届时金砖四国的规模可能与七国集团(G7)比肩。我目前仍笃信这一点。
未来数月，一旦形势明朗化，显示中国GDP增长肯定会重上8%，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容许金融状况再恢复一定程度的紧缩，可能从汇率着手。
今后两年内，中国很可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些人表示，中国可能“未富先老”，但是，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这是确定无疑的。同为20国集团(G20)成员、也面临老龄化问题的一两个其他国家，或许希望更密切地观察中国的经济政策，看看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本文作者为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岱嵩
（风景：论据不是很充足，有忽悠可能性，如果高盛首席经济学家都不可信，看来高盛的报告也可以不看了）

博主短评:
中证报上周六刊登了但斌的大篇采访。但斌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投资家，虽然我不太认可他那种重仓长期持有的投资理念。无数拥趸曾在06、07年无比崇拜地把但斌推入了价值投资那高高的祥云中，而张志雄先生曾在大盘非常低迷的时刻，用“时间的霉味”嘲讽了但斌的执着，但至今我依然非常钦佩但斌对投资的热情和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憧憬。其实私募本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投资大师费雪才10个客户，但斌要找真正志同道合的不算太难。大多数口头常挂价值投资，却天天忙着打短差的“投资家”们对但斌这样证券市场上极少数言行一致的求道者，充满着滥交者对从一而终主义的嫉恨。
1989年大学毕业的晓扬投资负责人杨骏当年是君安的老总。周六有媒体称他要将其管理的私募信托转让给原来丰和赵军管理的淡水泉。文章中他那句6000点是一辈子都看不到的点位，令我心有戚戚然。每次疯狂后的高点，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总是那么令人遥不可及，如日经指数1989年的38915点、NASDAQ2001年的5132点、香港恒指2007年的31958点。上证指数的6124点是否能成为一个我们今生大顶，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但斌就象琼瑶大婶小说里的小男生，以他少男般纯真的感情，与平安、茅台、万科、招行长相知、长相守。他欣赏公司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赞叹企业发展中的每一进步，用持有中国企业皇冠上明珠的方式享受中国经济带来的丰硕成果。杨骏先生我不了解，他对市场的悲观肯定有个人的理由。但我相信即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指数不再创新高，许多真正优秀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和一批运作良好的公募基金净值依然会创出历史新高。
今天开始定投，进了10000份基金普惠。买高了，套一分，晚上自己总结一下教训，少添个下酒菜。佐餐喝的长城葡萄酒味微酸，单宁好象有点多。



个人经历
　　1967年生于浙江东阳敦和堂18号，三岁随父母到河南开封化肥厂支援内地建设。
　　1984年在河南大学读体育专业，主修体育理论。大学毕业后，在开封化肥厂供水车间当一名钳工。
　　1992年到深圳，开始接触股票、学习投资，后担任证券分析师，逐渐走上证券期货研究与投资之路。曾任君安证券与国泰君安证券《财经快讯》主笔、大鹏证券资产管理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经理。
　　1993年后，投资股票和国债期货，遭遇四次重大挫折。投资方法逐渐由技术分析转变为价值投资。
　　2001年在全球股灾背景下，投资香港股市，盈利近五倍。在香港的投资经历坚定了其投资理念——要选最好的企业投资。
　　2003年5元买入万科、23元买入贵州茅台、12元买入烟台万华、9元买入招商银行等杰出企业的股票，之后持续买入，至今获益丰厚。
　　2004年3月成立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资金达20亿，实现1800%的投资收益率。平安-东方港湾马拉松信托自2007年2月28日成立到8月24日，累计净值增长率达86.7%，在众多同期发售的信托产品中名列前茅。
　　2007年出版个人专著《时间的玫瑰——但斌投资札记》，阐述中国股市黄金时代的投资哲学。
　　2008年A股市场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但斌管理的“平安信托-东方港湾马拉松信托计划”依旧采取坚持重仓策略，单位净值从高峰时后的2.0266元最低跌至0.6136元，一度饱受质疑。
　　□本报记者 赵维 贺辉红
　　
　　深圳，被业界称为私募基金第一楼的诺德中心，东方港湾资产管理公司坐落于此。上午九点，记者见到了一别三年的但斌，依旧是黑色正装，一脸和善而略带矜持的书生笑意。
　　这位董事总经理的办公室“风水”颇佳，整个CBD金融区尽收眼底，而在他工作椅伸手可及的地方，放着一堆关于巴菲特的大部头书籍。
　　我们试图从各种表象上去探察，这几年暴暑暴寒的股市在但斌身上划下的痕迹。他因“死忠于老巴”至今效果不彰，这两年境遇大喜大悲，成了中国私募界最具争议人物。然而，我们既没有看到坊间传说的“愁白了头”，也没有发现这一年来在很多投资经理身上所常见的焦躁、落寞和疲惫。但斌在上午开市时间气定神闲地接受采访，甚至连行情都没打开，中间接了几个电话，内容似乎也与股票无关，依旧是一派典型的长期投资者的行事风格。
　　时间——带刺的玫瑰
　　三年前，上一波大牛市刚刚起步。在深圳首届私募基金座谈会上，意气风发的但斌在介绍完发掘茅台的经验后，公布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发现——他说如果巴菲特在阿以战争、石油危机、伊拉克战争等重大负面事件中清仓持币的话，股神最终的收益将大打折扣。其结论是：成长性和波动性是股票的根本属性，如果找到一只能持续成长的股票，却想刻意回避其波动性，结果注定是令人遗憾的。
　　秉持这一长期持股逻辑，但斌在上轮史无前例的行情中大显身手，夺得2007年度全国阳光私募业绩排名季军。
　　而在此之前，阐述他相关理念的文集《时间的玫瑰》已使他在投资界声名鹊起。“买王冠上的珍珠（最好的股票），让时间去证明”，这似乎也为人们向往的简单投资、快乐投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大牛市中但斌的思想很快征服了众多投资者，他甚至被追捧为“复制巴菲特最成功的中国人”。
　　记得当时一位上海的私募老总曾说：“我不喜欢也不看好但斌。每次交流时，他的感觉都太好了，好像他就是巴菲特一样。”不管这能否作为旁证，在投资理念与超额收益率完全对接的时候，但斌或许也认为，他找到了能打开财富宝库的那句神秘咒语，虽然他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巴菲特”。
　　紧接着，在2008年3月召开的私募基金高峰论坛上，他语惊四座地喊出“闭着眼睛买平安”的口号，彼时，中国平安的股价在60元左右。而但斌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次比巴菲特所经历的那些黑色考验更严重的世纪级金融危机。半年多后，平安最低跌到了19.9元。
　　2008年，一路陡梯下山的K线图把但斌从天堂拖进了地狱。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坚决持有的那些“明珠”转眼黯然失色，东方港湾管理的资产比高峰时缩水了一半；更要命的是业界批判“长期价值投资”的思潮来势汹涌，但斌自然首当其冲，在一些网上投资论坛里，他这个“中国巴菲特”被人戏谑地简称为“中巴”！
　　去年六月，某财经杂志的主笔曾含沙射影地在一篇题为《时间的霉味》文章中写道：“股市里的‘大师’们，在时间的‘霉味’中也开始现出原形…”11月底，另一位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在其《高估值的后患》一文中若有所指地说：“2007年初秋，我对一位持有中国平安的投资者明确表示，有一天中国平安会在业绩没有大变的情况下，下跌50%乃至70%。由此引来对方的愤怒，（说）我此番话是对他的价值投资理念与判断的侮辱，...最让人担心的是把‘价值投资’与‘买好公司’等同（的人），塞思·卡拉曼称他们为价值骗子”。
　　事情终于发展到有一天，也就是股市最让人绝望的那段时间，不知从什么消息渠道发端，许多专业投资者都听到一则“新闻”——“知道吗？但斌被人打了！”谣言迅速扩散，仿佛这是一剂止疼药，多少缓解一下众多“被套死扛型”投资者的心头之痛。
　　当时，这些事对但斌来说显然是难于接受的，他曾不止一次在博客上撰文反驳、辩解，直到出现了“被打”谣言，他更觉得完全是恶意攻击，一怒之下甚至关掉了论坛的评论功能。直到现在，虽然但斌可以释然地对“被打”谣言一笑置之，但对于网上造谣者的“恶意动机”仍无法容忍，称“这个市场有太多的谣言，茅台、招行等公司都深受其害。这些造谣者没有得到相应惩罚，是一件非常让人遗憾的事！”
　　不过，那时的但斌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内心的煎熬不难想象。他们的很多客户不是一般的短期投资者，是因为相信他的理念，而把对未来一二十年生活的期望甚至下一代的安排全部托付给了东方港湾。当时但斌曾对一位媒体人士坦承，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夜不能寐。
　　现在谈起这些，但斌解释他承受的痛苦来自两方面：“一是没想到股指跌幅会这么大，净值损失那么多，如何向客户交待、负责？肯定在操作上要深刻检讨；二是如果不坚持认定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也跟着去做趋势投资或高抛低吸，那么自己的投资信仰仍至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彻底崩塌，这样的心理压力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折磨！”
　　2008年下半年，遭遇重创的但斌似乎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安宁和慰藉。11月底，他多次谈到佛教、佛理和他一直钟爱的北岛的诗，他甚至去了西湖边传说非常灵险的灵隐寺拜佛祈福。
　　乱云飞渡仍从容
　　媒体形容但斌时，喜欢用“从容”和“淡定”，但未必知道两个词背后有着惊涛骇浪的丰富注脚。有人说，但斌的长期投资理念是亏出来的，在他之前的投资生涯中，曾有过三次“滑铁卢”。
　　1992年，大学毕业不久的但斌，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南下深圳并结缘股市。据说他操作的50万很快就变成了250万。但第二年，他把资金全部押在了有重大利好传闻的“深深房”上。结果不但赔掉了盈利，还搭进些本钱；随后，他又转战期货，把100多万资金迅速做到了1000多万，然而“327国债事件”再次让他赔了个精光；从1995年到2000年，但斌卷土重入牛市当中，但几度起落最终以亏损收场。他在“华工科技”上下了重注，投进的4000多万亏损很大。
　　经过多次赚钱和输钱的迭宕之后，但斌开始思索如何找到一种取得长期稳定收益的投资方法，从此开始认真研究巴菲特，寻求价值投资与中国股市的对接，于是有了志同道合的东方港湾，有了《时间的玫瑰》，也开启了他的股市新征程。
　　2008年熊市之中，但斌所管理的信托产品净值损失惨重，他现在如何看待这第四次投资失利呢？
　　但斌承认，2008年是大大超出预期的一年，确实是没有足够的风险防范准备。“但是，我们大的投资逻辑没有任何变化，即选择那些像珍珠般伟大的企业，紧紧的拿住它等待时间玫瑰的持续盛开。我也实在找不到要改变这一理念的理由。这次只能说是在我们把握的长期趋势中出现一次较大的波动，但并不改变方向，我们只有不断地经受住这样那样的黑色考验，才可能坚持跑到终点。”
　　他同时认为，既使是好的资产也要经历各个周期的变化，这是自然规律。如果要说汲取教训的话，就是要洞悉寻找到什么样的品种才能够穿越这种动荡，收获预想的结果。检讨08年持仓结构时，他特别提到不应该减持云南白药等弱周期性的股票，而购进金融、地产类公司，错误犯在对其周期性转变的认识不足。他一再强调选股正确可以超越大的系统风险，“看看香港市场的腾讯，经历了这么残酷的全球金融危机，它的股价还是处于历史最高位附近，说明最重要的是你选择的企业有没有足够的生命力。”
　　然而，业界也有很多人对他的理念并不认同。他们提出的异议主要是，中国市场和企业都很不成熟，并不具备做长线投资的条件；但斌要买的是企业的未来，收益来自成长性而非资产价值低估，这是标准意义的价值投资吗？王冠上的珍珠当然耀眼，但目前价格肯定不便宜，你怎么能肯定他以后就会一路更贵呢？
　　但斌认为市场对他的一大误解是他买了股票就不会卖，“如果企业成长放缓或者我们认为它过了最好的周期，我们就会卖掉它。但同样是好企业，不同行业的周期就有很大不同，对有些行业长期投资能够让你稳稳地走完这一段，有的则要经过很大的折磨才能过关。新兴市场只是波动更大一些而已，因而更需要定力”。而讲到要坚持认准的东西，他有一次甚至说：“兔子东蹦西跳跑得快，三年就死了；乌龟虽然慢，能活上千年，最终爬到终点。”另外，他也辩解自己并非不强调选时，“我们发现茅台时才40多元，这不正是价值投资吗？”
　　看得出，但斌的理念在东方港湾内部得到深刻认同，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管理层对价值投资的共同理解和信任，他的拍档、公司董事长钟兆民几年前就专程到巴菲特家乡奥马哈城参加过波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这是“玫瑰”得以生长的土壤。
　　但客户还能像几年前那样无条件地信赖他们吗？毕竟普罗大众投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检验投资理念。但斌说他们的客户基本稳定，这源于大家对他们理念的认同，但他同时也说：“这个世界上人那么多，你只能选择跟你想法一致的人合作，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跟你在一起。费雪一生就只有10个客户，如果这样的客户能伴你走完这一生，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让理想照进现实
　　在私募基金乃至证券投资界，但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这种特别很大程度并非来自于他的投资业绩，而在于他始终在执着地追求一种投资的终极之“道”。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承认能在股市赚到钱的投资方法很多，但是如果投资仅仅是为了赚钱，那又有什么意义？”言外之意，只有用长期的投资实践，去证明价值投资规律的有效，赢得盛开的“时间玫瑰”，这样的投资人生才有价值。他崇拜“老巴”，就是因为“股神”做到了言行一致，怎样想就怎样做，用一生的岁月身体力行他所坚信的东西，在最危机的时刻做了他认为最应该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据说他还对客户说过，“买我们的基金，要做好短期赔百分之几十的准备。”这样的理念，确实不是在当下奉行“白猫黑猫”理论的投资界能普及的，也注定只有具备“道性”和“韧性”的投资者愿意长期追随。
　　但斌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的历史感、大局观和辩证思维。成长于河南七朝古都开封的他，或许在心灵深处早已刻进了密密的历史年轮，使他习惯于在一个较别人更宽阔的时空里展开天马行空的思维。他广泛涉猎文史哲领域，尤其对佛学禅宗里的谒语、典故心有灵犀，将其运用到投资感悟、心得博客时，往往信手拈来，思维跳跃，充满悟性和灵性，倒更像一个学文科出身的倜傥才子。
　　而从本质上说，但斌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他相信真理昭昭，大道坦坦，历史一定会在坎坷中螺旋式上升。因而在他的笔下，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
　　“一年并不能说明问题，谁知道数年之后，历史的天秤会倾向哪里。也许时间才是衡量一切的东西。”
　　“总会有几家企业能够穿越经济、人文、社会变迁和人类历史的长河吧。如果没有，巴菲特怎么能够从道德的高度影响人的思想？”
　　“从历史规律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要八九十年的周期，我们这一生可能就这一次，要抓紧学习，未来可能很难见到全球性的危机了。”
　　“十年、十五年，三十年后会怎么样？很难想象；但如果我们想想十年、十五年、三十年之前是什么样，就没有理由对未来太悲观。如果真的买到了好东西，稍微放远一点，就可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回报！”
　　“这一刻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是往上的格局，总的来说人类社会追求美好生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未来30年中国很有可能坚持用逐步改良的方式走得更远。”
　　……
　　或许这就是但斌，他有着“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有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达观；有着万里求法、普济天下的情怀；或许还象金庸大侠一样也相信天下至繁之事可归于至简，投资乃至人生最大的敌人只在自己的内心。然而这一切，就是保证投资成功所必备的条件了吗？
　　有句古谚说：看得高远，就不容易迷失方向；但另一句古谚又云：只顾抬头望路，当心脚下摔跟头。天下的事往往就是这么有趣而吊诡，不是么？深圳一位和但斌熟识的基金经理坦率地说，但斌是个真诚质朴大气的人，但他心中的“愿”可能太宏大了，以至于大家都有些为他担心。这似乎也正是我们的担心所在。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不能免俗地问他对当前股市的看法。但斌说，先说房地产，他认为中国房地产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发展空间，回头看现在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介入机会，至少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同样，关于股市我们也有一个基本判断，现在是大的经济周期低谷期的向上转折，经济学家分几派，L型、V型、U型、W型，不管是什么型，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低谷期，如果经济低谷会慢慢往上走的话，这应该是个好的进入的时期，然后忍受住其间的波动，到下一个经济高潮来临时再卖出。”他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开卷语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离开时，记者看到东方港湾会议室的长柜上，醒目地摆放着巴菲特和费雪两位投资大师的肖像，目光深邃悠远。在遥远的地方，或许真有一些时间的玫瑰含苞欲放。

哈继铭：警惕资产泡沫卷土重来
在上周末举行的“21世纪蒙迪欧-致胜财富论坛”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全球经济正进入“低增长、高通胀”时代，而随着未来由于通胀带来的加息预期，新兴国家房价和股价的上扬很可能面临“破灭”，而中国应对之道唯有“改革”两字。
　　谈经济走势 “低增长、高通胀”时代来临
　　即使目前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哈继铭仍认为“中国回到过去平均每年增长10%、美国每年平均增长3.4%”非常难。他表示全球经济的“低增长、高通胀”时代将来临。
他分析，经济增长有很多动力，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动力，一个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这是一种客观的因素；第二个是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
　　一个国家有劳动能力的人占比比较高的话，通常增长比较快，道理显而易见；而一个国家债务比较高，通常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　“因为国家债务高，意味他要用税收来偿还这个债务。这样的话，国家拿得多，企业和个人拿得少，动力就下降。　”
　　事实上，发达国家很快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二战之后出生的婴儿潮，美国、英国、德国来看，2010年将逐步步入退休年龄，工作年龄的人口明显下降。
　　因此哈继铭表示，美国GDP增速和其他国家的GDP增速未来将出现一个拐点性的下降。所以现在美、英、德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6%、-5%、-10%，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即使恢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哈继铭认为，在目前人口即将老化之时，这些国家最不应该大量发债。但是出于无奈，美国要拯救经济大量发债。美国的国家债务从占GDP40%上升到70%。
　　“中国有一句话是父债子还，但美国未来是儿子越来越少，父亲越来越多，这就难还。未来的纳税人难以承受这些高的税赋，为他们的前辈偿还债务。这样美国不得已要让他的通货膨胀比过去高一些，使高债务率在未来两代人之间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这就是未来高通胀的内在动因。
　　中国也一样，我国人口结构在2015年将出现拐点，社会上能工作的人的占比明显下降。到那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也难免出现结构性拐点。
　　谈未来影响 避免重演资产泡沫破灭
　　面对“低增长、高通胀”的未来经济形势，哈继铭特别提醒“注意资产泡沫可能卷土重来，建议政府提前调控，以规避未来泡沫破灭带来的打击”。
　　他解释，90年代初全球资本流动推升亚洲资产价格泡沫：当时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大幅降息，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速较快，利率较高，与发达国家利差扩大；美元贬值，资金从美国流向亚洲，推升资产价格泡沫。
　　直至90年代中期，美国因通胀上升而加息，同时其IT革命成为全球经济新亮点，美元止跌回升，导致大量资本从亚洲回流美国，亚洲国家泡沫破灭并爆发金融危机。
　　“目前的情况与90年代初的历史有诸多相似之处，新兴市场泡沫重演风险增大：中印等新兴市场在本次危机中经济降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双方的经济增速差距扩大。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幅降息，达到或接近零利率，与中印等新兴市场的利差拉大。　”他说，“美国印钞买债的数量型放松措施使美元面临贬值压力。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带动全球同步放松，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充裕的流动性“弹药”。这些使得全球流动性水位上升，且向新兴市场倾斜，近期国际资本流向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已有重现90年代历史的端倪。　”
　　对于泡沫可能何时破灭？他认为泡沫的规律依次将是　“股价涨——楼价涨——物价涨”。目前尽管各国货币政策宽松，但经济低迷下的产出缺口依然抑制整体物价上涨，流动性首先推高资产价格；但伴随经济逐渐复苏，产出缺口缩小，资产价格上涨也将延伸至整体物价。
　　“倘若未来美国在新能源、生物科技等领域产生科技革命，出现新的经济亮点，也将促使美元升值，资金回流美国，泡沫就会破灭。　”
　　谈如何应对 给私人经济更多空间
　　哈继铭认为，必须推动内需来使得出口增速下降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这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首先就是刺激消费。比如，国家可以推出减税措施，使老百姓有更多钱来消费。对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进行调整，这些税收降低之后就会刺激消费，实现短期保增长、长期调结构的目标。
　　同时，国家也需要更注重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国家还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为减税举措进行融资，比如，发给境外的企业和个人。这与人民币不断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不仅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相关，也可以为国家融资结构的改善作出贡献。此外，还可以考虑向货币当局发行上述债券，进而中和掉部分外汇储备，结构就是税率下降、消费提升、外汇储备减少。
　　其次，给私人经济部门更多的投资经营渠道。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就采取了房改措施、再加上加入WTO，这些都给私人部门在房地产、出口领域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应当进行更多的开拓，比如，降低垄断企业、垄断领域的进入门槛，改革关键的资源价格，使得私人资金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并有钱可赚。这些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媒体、铁路、水电气等等。这可以推动上述领域劳动市场率的提高，同时解决失业问题。”哈继铭表示，“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他认为“假若按照现在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还可以进行40年”的观点过于乐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做实做透，实现城市化土地流转，使得城市化率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达到最高点。(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