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后危机时代 “中国魔法”还能奏效吗？

在困难时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的财政计划填上了外需不足的缺口。当全球经济复苏时，中国出口主导型经济马上归位，抓住全球贸易的下一轮机遇，如同施展魔法一般。

中国在遭遇最近两次外需危机——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较为温和的全球经济不景气时，均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中国惯于称其为“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

看起来这回中国也想押同样的注。

2008年11月，中央决定投入总额为4万亿（5850亿美元）、为期两年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工程建设支出。用于农村发展、铁路、高速公路、机场以及能源网络支出占总投入的47%，用于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支出占25%。

除实施增加基础设施政策之外，中央政府也在为出口工业提供支持，比如纺织品业、钢铁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物流业，这些行业均包含在最近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之中。同时增加出口增值税（VAT）返还率，这使得出口企业能够降低价格、增强竞争优势。中国对投资以及出口的大力扶持政策令人不由得想起早期西方国家为反经济周期所作的努力。

由于无法承受重塑其经济框架的重负，中国正打算再次借助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出困境——毕竟这一模式在过去效果非常好。

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赌注不仅包含了积极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刺激方案，同时包含了它在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影响力。后者是该战略最大的危险之一。如果事态如我所想的那样，未来好几年内美国消费者继续维持低消费增长率，中国将会处于出口徘徊不前的窘境。与1997-98年以及2000-01年时一样，中国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建立在外需会迅速反弹的假设条件下的。尽管这一方案在过去成效卓著，然而在当前危机四起的后经济泡沫时代，情况极有可能会截然不同。

经济当然不会顾自运转，在遇到经济危机或衰退时尤其如此，经济层面压力的增加往往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无异。处于危机深处的中国，其政治家们所需专注的不仅仅是诸如失业问题等内部事务，还包括其对外政策，比如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在经济面临越来越多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框架使其对外政治立场显得颇为矛盾。

中国高层领导最近特别指出两个重要问题，分别为对美国国债保值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缺乏信心。温家宝总理则在公开场合——并且是直言不讳地——对中国所持有的主要由美元构成的大量外汇资产安全表示担心，这其中单美国国债就有7000亿美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表看法，担心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制度在日益全球化以及不平衡的世界中的稳定性。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出这些疑虑无可厚非。奥巴马政府已警告会在近年内实行数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自然不能不重视它日益增加的公债。由于储蓄的短缺，美国保持长期且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看来在所难免，因而不能低估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美元一旦贬值，将对中国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巨额资产产生极大影响。

中国经济矛盾的重要一面凸显。若中国依然倚赖于由外部支持的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照过去的话它会调整政策，及时等待下一轮全球经济反弹的良机。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这是其出口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这一汇率政策迫使中国必须将其贸易顺差及时转换为资产，否则人民币将急速增值，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大幅下降。这反过来说明中国也希望美元币值保持稳定。

中国最后的出路是：直到（或者说除非）摆脱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结构恢复平衡，否则温家宝总理和周小川行长提出的担忧就不会得到解除。若不将贸易顺差转换为美元或其它与美元挂钩的资产，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将被削弱，尤其是在内需不足的时候。

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公正性持有不满合情合理，然而作为一个失衡的出口型经济体，中国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关于其美国国债资产以及美元的主导地位的抱怨不太像是实话。

由于中国如此依赖于出口，因而他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中国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其中美国的政治走向尤其不可小觑。

在当前环境下美国对中国的批评的反应非常重要。2005-07年，有超过45项独立的反华贸易法案向国会提交，所幸无一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法案没有通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的时期。不幸的是当前美国的情况大不如从前，严重的衰退取代了繁荣，失业率也在飞速上升。这意味着长期存在于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正在加重，正如同他们选出的议员们办事的压力也在变大。

在困难时期，美国政界的黑暗势力就会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替罪羊身上。在国内，华尔街是当前的目标，而在国外中国则是关注的焦点。

美国政府找中国茬的“推理” 建立在三个主要顾虑之上：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造成了国内就业压力以及实际工资下降；中国在美国外贸赤字中分得了最大的一份羹；中国利用所持通货作为筹码为其重商主义政策服务。

没关系，这些观点都有着巨大的漏洞。首先，储蓄短缺的美国将其贸易赤字归罪于中美双边贸易问题，倒不如归罪于它和一百个贸易伙伴的多变贸易问题。第二，自三年前中国放弃固定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按真实币值计算）已升值超过20%。第三，美国工人的糟糕境遇也反映出美国自身在人力资源以及教育改革的长期投资不足。不过对于美国政客来说，在举国忧心忡忡的困难时期，与其批判自己，把矛头指向中国显然要轻松得多。

这就提高了美国打出那张最令人不安的牌的可能性，即美国国会经过三年时间的争吵和造势，最终将通过某些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方案。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再不能被轻易忽略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已经在其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操纵汇率。

不仅如此，国会也已将名为“支持国货”的条款加入其最近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新任美国总统在其竞选期间要求有关北美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时，也反复提及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区别。

一旦上述担心变成事实，且美国将敌对中国的情绪付诸行动，那时中国的反应将和底线策略或非常不同。中国的困境由美国引起，因而我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将命令其外汇交易管理人员抵制下一轮美国国债拍卖，以此引起一场巨大的美元危机，使美元的长期真实利率极低，这样会让脆弱的美国经济造成惨重的代价，更不必说其他国家了。

没错，这么一来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者也会蒙受相当大的损失，但中国会把这一行为当成是一次全面的经济进攻，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会使投资方面的顾虑退居其次。总之，一旦美国将中国作为发泄对象，我毫不怀疑中国会选择以牙还牙。

本来甩出这张牌的可能性相当低。不幸的是，在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之中，坏事发生的可能性就无法被低估了。若明年美国失业率将上升到9-10%——或许不用等到明年——我预计今年或明年年初国会有25-33%的可能性通过反华贸易提案。这样的法案一经提出，将得到两党的普遍支持——在国会两院通过亦势不可挡，奥巴马总统也不太可能选择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反击中国的报复。

通常情况下对采取极端措施的做法并不值得强调。然而在当前，由于采取极端措施的后果将会无比严重——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实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类似的惨痛教训——因而这种做法需要被特别关注。

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也明白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和暗藏的危险。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温总理警告中国经济是“不稳定的、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温总理的警告并不是随口而言，这是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1年后得出的，该计划开始于2006年初，其目标正是使中国摆脱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私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形成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

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它却并没有完成好其战略计划的核心方面。原因很难说清，但我怀疑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一样的心态，它们都受到了2003年至2007年年中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利益驱使。截止2007年年末，中国经济在那之前的三年中以惊人的12%的速度增长。尽管当时温总理提出了理性的担忧，但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不愿意放弃如此高效的经济范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多次改革，对原来封闭的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这一转型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结果——GDP以年均10%的速度急速增长，人均GDP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了两番；然而这样骄人的成就却是建立在中国日益失衡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与所有宏观经济失衡一样，危机的产生只是时间问题，想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和2009年的美国吧。

如今失衡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同样的挑战，触及临界点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再是会不会触及的问题。正如温总理两年前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服务了三十年的经济模式目前亟需进行彻底的调整。对于其他亚洲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们都是以中国这一出口机器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体，与中国的关系日趋紧密。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或是无力——实施更加平衡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自身失衡的经济变得愈加危险之时，中国仍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新的自信。中国领导人仍然信心满满地宣称今年能完成年增长8%的任务，并认为中国能够首先带领亚洲以及世界其余国家走出衰退。乐观主义情绪助长了他们的自信，从而引发了中国对全球货币改革和美国财政制度的并不常见的直率意见。

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表其自身观点无可厚非。实际上，这还是值得鼓励的。中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个五千年来都对外界不闻不问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放眼全球。世界只会从这一巨大变化中获益。但是那也是最为危险的——中国在其刚摸索到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从而忽略了后危机时代将长期存在的陷阱。

如果中国不能使其失衡的经济恢复平衡，那么“中国魔法”还能奏效或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