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 详情记录 （普阳整理）

本文秉着以记录的形式，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来记录这支为了中华民族而奋勇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以及亚洲反法西斯战场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和详细资料。

古来征战几人回，忘中华之儿女勿忘中国远征军！----普阳

第一帖：中国远征军

一、简介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援英国军队在缅甸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帝国陆军以及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补给线安全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二、组建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陷于欧洲战场无力他顾，对于英国的战略方针而言在远东地区首要之务就是保卫输出最多资源的殖民地印度，并将其余殖民地视为保位印度的战略纵深；但是对于中华民国而言缅甸此地为争取国外援助的最后生命线，如果滇缅公路不保外援即无法轻易进入中国，与日本的对战也将陷入补给不足之劣势，因此中华民国方面极力争取与英国间的军事同盟以保障作战资本。
为此，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几经协商，在同年的12月23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中国远征军就是根据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
当时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和云南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进攻缅甸对于其自身来说也有着很多意义，比如孤立中国，以及作为入侵印度的基地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1942年日本用于进攻缅甸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大大超过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
1942年初，日本侵占马来亚后，开始入侵缅甸。1月30日，日军攻克缅甸东部重镇，随后分两路继续前进，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3月到4月间，日军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此时，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

三、战斗历程

第一次远征
1.作战
由于英国方面的阻挠，直到1942年2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只有第6军的49、93师进入缅甸景东地区，其余各部仍在滇缅公路集结待命。此时由于缅甸战事吃紧，英国人却又急着要远征军入缅参战。2月16日，蒋中正下令先运送第5军入缅，以第200师为先头部队。3月7日，200师到达同古，3月16日，日军开始轰炸同古，此为远征军与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接触。3月19日，200师首次与日军地面部队接触，由于缅甸交通线不断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再加上英方的消极延误，后续部队始终没有按原定计划到达同古，10余日后，200师伤亡达2000余人，内缺粮弹、外无援兵，并且还要面对4倍于己的敌军包围，杜聿明审时度势，下令200师于3月29日晚从同古以东突围。3月30日，日军进城后才发现同古是一个空城。在同古保卫战中，200师歼敌5000余人，重创日军第55师团。


随后中国远征军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然而，在西路方面，缅甸战场右路英军不断后撤，将中路平满纳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右翼完全暴露给日军，东线方面由于中国军队暴力薄弱，阵地不断失守，第5军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4月18日凌晨，史迪威和罗卓英不得不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
4月14日凌晨，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急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请求接被包围在仁安羌的英军。4月19日下午5时，在新38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齐学启和113团团长刘放吾的带领下收复了任安羌油田，解救了英军7000多人和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500多人。消息传出，中、英、美三国轰动。
4月20日，史迪威和罗卓英轻信英方关于在仁安羌和乔克柏当之间有敌军3000余人的情报，命令第200师长途奔袭至乔克柏当。第200师到了乔克柏当后，发现没有日军，只有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撤退。而后又退回到棠吉，浪费了宝贵的3天时间，使日军抢先攻占可棠吉，4月23日下午，200师向棠吉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于4月25日18时占领棠吉。而在4月24日，在日军猛烈攻势之下，第6军被迫放弃雷列姆，
日军随后从雷烈姆北进，此时防守腊戍已无意义，第200师遂于4月26日放弃棠吉。
4月29日拂晓，日军猛攻腊戍，第66军伤亡惨重，当天中午，日军占领腊戍，第66军各部退守新维。所谓曼德勒会战已经彻底成了泡影。此时撤退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2.撤退
东线方面,第6军于4月24日被迫放弃雷列姆之后，且打且退，5月12日，推到萨尔温江东面，随后撤回国内。
中线方面，第5军军部和所属的新22师、第96师主力于4月26日黄昏由皎克西乘汽车、火车向曼德勒转移，于当天夜间十时全部到达。5月1日全部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此后第五军直属部队、第200师、第96师、第66军的新38师徒步轮流掩护撤退。5月8日上午，日军攻占密支那，杜聿明按蒋中正7日的命令向国内撤退。5月9日，由于在杰沙（又译为卡萨）发现日军，并且新38师先到杰沙掩护的只有一个团，而新38师、新22师主力至少需要一天半才可以从前线撤下，杜聿明认为日军有可能从南北包围将远征军歼灭，从而下令第93师在右翼掩护，并且在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同时命令各部队分路回国，自寻生路。
新38师师长孙立人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向西撤往了印度。新38师是第一次远征结束之后唯一一只保存建制的部队。
杜聿明率领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离开密瓦公路改道向西北方向追去，转打洛到新平阳，迷路的远征军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很多人因为饥饿、疾病死去，还有一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后来，一架美国飞机在野人山上空发现了这支军队，盟军随后空投了电台、粮食、药品，使得这支军队终于走出了野人山，由于预定回国路线所经的中缅国境已有大量日军把守，这只部队最后还是改道去了印度。
第200师至棠吉，以后沿途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回国。5月18日，第二百师分兵两路通过细（胞）抹（谷）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伏击。激战一天，第二百师伤亡过半，才从东面山坡撕开一条缺口，残余官兵得以死里逃生。戴安澜在突围时被两颗机枪子弹击中胸部和腹部。5月26日，戴安澜将军逝世。
第96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关、葡萄、高黎贡山回国。

据战后统计，穿越野人山的部队有3万余人葬身原始森林，其中第5军新编第22师野战医院的护士刘桂英更是做为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而闻名。

第一次远征结果
第一次远征失败之后，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日本既封锁了国际援华运输线，又打开了西攻印度的大门。原有的作战物资转而通过驼峰航线与中印公路输送。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出动103000人，伤亡56480人(绝大部分在胡康河谷野人山)。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

第二次远征
1.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的训练
1942年7月15日，新38师由英帕尔开往蓝姆伽，8月初，从缅北野人山脱险入印的的第5军新22师和军直属部队也来到了蓝姆伽。根据中美协议，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撤销，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同时，国民政府利用驼峰空运飞机回航的机会，每天空运几百名士兵到印度，以补充兵源。1942年底，由于史迪威与罗卓英矛盾不可调和，蒋中正被迫将罗卓英调回国内，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第8军军长郑洞国中将接替罗卓英的职务。同时决定在驻印军指挥部下设新编第一军建制，下辖新38师、新22师。郑洞国任军长，孙立人为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廖耀湘为新22师师长。3月中旬，郑洞国率军部人员来到蓝姆伽，正式成立新一军。[1]
1942年底至1944年春，新30师兵员陆陆续续空运到印度，新30师编入新一军序列。1944年上半年，第14师与第50师的也兵员空运到了印度。中国驻印军在蓝姆伽换装了美式装备，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充足的粮食，军事训练十分扎实。经过一年的整训，练就了丛林训练和丛林生存的过硬本领。再加上同时大批知识青年在蒋中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踊跃参军，士兵的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这两点使得驻印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1942年6月，怒江防线稳定之后，国民政府积极训练军队，准备反攻缅甸。1943年2月1日，蒋中正任命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28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云南楚雄成立。陈诚从重庆飞到楚雄就任，着手进行远征军部队的训练和反攻计划的制定。1943年8月，远征军的5个军编练和装备基本完成。后调来的第54军也在11月完成改编。其中，第11集团军下辖第2、第6、第71军和第200师。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54军共4个师。另外第八军和第93师直属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943年冬，陈诚因病辞职，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

2.反攻
1943年3月，新38师的114团即先行开进野人山区，掩护中美部队修筑自印度列多到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1943年10月下旬，雨季停止，在列多的新22师和新38师主力乘车到达胡康河谷边缘，驻印军缅北反攻战正式开始。经过血战之后，新38师于12月29日攻克于邦。随后在新38师的配合下，新22师于1944年3月5日攻克孟关。后来两师合作攻下瓦鲁班。新22师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中正给其嘉奖电为：中国虎！1944年4月份新22师、新38师、第30师、第50师与美军联合围攻下了密支那。攻克密支那后，各个部队修整了2个月，此时第14师、第50师、新30师已陆陆续续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中国进入缅甸的部队已达到5个师,为便于指挥,将新一军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新一军下辖新30师和新38师，军长孙立人。新六军下辖新22师、第14师、第50师，军长廖耀湘。郑洞国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1944年10月16日，新一军与新六军开始向八莫发起进攻，12月初，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调新六军回国保卫大西南，新六军主力于12月1日奉命停止前进，新六军军部及新22师、第14师被空运至云南沾益，以保卫重庆。留下第50师与新一军作战，归新一军指挥(后来正式编入新一军序列)。1944年12月15日新一军攻克了八莫。
在驻印军开始反攻几个月之后，国内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反攻开始。1944年5月11日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于6月底血战至腾冲附近。经过3个月的战斗，于9月14日解放腾冲。第11集团军于6月1日渡江，新28师于4日攻克腊猛，进围松山，由于敌阵坚固，该师五攻未客。7月1日改由第8军来攻，该军以三个师轮换进攻，连续九次，到9月7日方破敌阵，全歼守敌。远征军经过血战，于11月3日攻克龙陵，20日攻克芒市，12月1日攻克遮放，1945年1月19日克复畹町。1月22日中午第53军第116师与新一军一部在木遮相会，旋以钳形攻势向芒友推进，

1945年1月15日，新一军攻克南坎,并继续前进，于1月27日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中国远征军会师。1月28日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畹町城举行。会师后，滇西远征军回国，新一军与第50师南下，新一军先后拿下了新维、腊戌，第50师先后攻克了南渡、西保、南燕、皎麦等市镇，新50师自从1944年渡过伊洛瓦底江以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挺进600公里，毙伤日军3500余人。3月30日，中国远征军攻克乔梅，与英军胜利会师。随后中国驻印军凯旋回国。至此，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的任务顺利完成。

第二次远征结果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军伤亡1.8万余人，歼灭日军4.8万余人，解放缅甸土地约13万平方公里。滇西中国远征军伤亡67403人，歼灭日军21057人，解放滇西全部土地约3.8万平方公里。中国远征军完成了中国战略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四、主要战役

1942年：
同古战役
仁安羌大捷
缅北大撤退

1944年第二次远征：
滇西缅北战役
光复腾冲
松山战役
龙陵战役
胡康河谷战役
孟拱河谷战役
密支那战役

五、重要将领及人物

杜聿明 - 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代总指挥(初期)兼第五军军长
罗卓英 - 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总指挥
戴安澜 - 第200师师长
廖耀湘 - 新22师师长，1944年任新六军军长
余韶　 - 第96师师长
甘丽初 - 第6军军长
彭壁生 - 第49师师长
吕国铨 - 第93师师长
张轸　 - 第66军军长
刘伯龙 - 第28师师长
马维骥 - 第29师师长
孙立人 - 新38师师长、1944年任新一军军长
史迪威 -（美国人）中缅印战区参谋长，1942年底至-1944年10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
索尔登 -（美国人）1944年10月接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
郑洞国 - 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
李鸿 - 1944年任新38师师长
唐守治 - 新30师师长
李涛 - 新22师师长
龙天武 - 第14师师长
潘裕昆 - 第50师师长
卫立煌 - 中国远征军（1944年第二次）司令长官
黄琪翔 - 中国远征军（1944年第二次）副司令长官
萧毅肃 - 中国远征军（1944年第二次）参谋长
宋希濂 -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黄杰 - 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凌云 - 第2军军长
钟彬 - 第71军军长
霍揆彰 - 第20集团军总司令
方天 - 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
何绍周 - 第8军军长
李弥 - 第8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

中美：二战中最不平等的盟友关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美抗日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政府在中美外交中一时间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而中国抗战一花独放的有利时机，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战时“租借”援助，而且还以可能会退出战争的暗示相威胁，促使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无偿地提供5亿美元财政贷款。
国民政府在以前4年的百般努力中，所得之有偿贷款5次累计不过1.7亿美元，而这次理直气壮的索取，一下子就赢得了5亿“赠款”。对蒋介石来说，他得到的不只是一笔巨款，而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
在国民政府看来，如果说5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那么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了，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
蒋介石为此在《告国民书》中不无夸耀地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完全实现。”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节。随后，中国又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苏、英一起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这一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但不论是5亿美元的取得，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有关决定和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多么脆弱，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5亿美元不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对国民政府来说，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战场。
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行动“并不是(西方)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的结果”，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2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的那样，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还是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它想使援助附有条件，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5亿美元援助的有效性时，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福讲:“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但欧洲第一战略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与和谐，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露出来了。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的信任和理解。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Stilwell)对“租借”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
在发动和利用一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中美两国都不认为对方尽力而为了。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见加深，终于在1944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
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双方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取消，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露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讨价还价，互相猜忌，争吵不休，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
这场全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财政上的10亿美元贷款、美军在华费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军事上缅北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美国避免了1942年5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其地位已不象1942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4，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更使他不满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1944年发展到顶点。
1943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部队)由印度进攻缅北(North-ern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
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迫使其在1944年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1944年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
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决定召回史迪威。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1944年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2.1亿美元，抵消中国在1944年2-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180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内经济的急剧恶化。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期刊》）

反攻缅甸—美国需要中国反攻

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
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
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
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

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摘自 《不朽的光荣——中日第二次战争史》 作者 郑浪平）

防备中国 英国明确拒绝驻印军十万人计划

英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不信任，首先表现在拒绝同为盟军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滇缅公路不受日军破坏，曾经下了许多功夫，
如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动员国军第五、六、六十六军准备入缅作战，并且积极征调滇川、滇康和滇黔边境其他部队以为后援。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意下令让早已集结在云南边境的中国军队进入缅北。到了1942年3月，当日军攻陷仰光、战情已到万分危急之际，丘吉尔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
尽管如此，英方却又不愿充分供应中国军队所必需的油料和补给品。同年5月，日军攻陷密支那，中国数万名远征军被迫撤退至印度东部，而当时英方驻印军事当局还曾一度拒绝远征军的主力进入印度境内。一份战后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明白地揭示，当年英国政府高层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迟迟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忧惧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藉由对日作战而进入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
这份备忘录并且举证指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区向当地部落发布政令，任命该地区的地方首长并执行征兵令。虽然中国在缅北的短暂统治因日军随后的反攻而暂告中止，然而中国部队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缅北，国民政府的势力也重返此一地区。
此外，英军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区与入缅的中国游击队不期而遇。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仍不断在缅北地区活动。伦敦和新德里高层对于战时中国政、军势力南下的高度恐惧和担忧，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特别是当战时中国的此一“南进”运动获得美国的极力支持之后。
1942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JosephStilwell)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此举也标志着中美两国战时在亚洲战场上联手抗日。对于二战时期史迪威在华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已有许多论著加以研究，然而这些论著却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对战时中英关系所扮演的角色。
在初抵重庆不久，史氏就向国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构想。根据史迪威的看法，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可能最终截断缅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线，以阻隔积累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运往西南中国。史氏因而强烈建议国府调遣约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资装备。
史氏表示他将协助训练这些中国兵士成为一支优秀善战的军团。①史迪威的建议原则上受到重庆高层的接受，而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英国政府最后勉强同意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Bihar)的蓝伽(Ramgarh)设立训练中国部队的营地。1942年秋，9000名自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成了首批在蓝伽受训的中国部队。
伦敦的战时内阁和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拒绝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提议，然而英国内部上下却从未怀疑此一计划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为数如此多的中国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中国政府正欲积极插手调停英印政争，蒋介石本人还对印度国大党怀着高度的同情心。
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断说服重庆派遣更多的中国军队前往蓝伽受训。从10月开始，平均每天约有400名国军前往印度，两个月内，共有约23万名国军抵达蓝伽。此事曾令伦敦的印度事务决策官员相当忧虑，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单纯的军事补给运输上来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该接受如此多的中国部队。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有约33万名中国部队在印度，而史迪威还希望把总数增到10万名，他还准备利用这些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反攻缅甸和滇西。至此，英国政府已无法再容忍和坐视，当史迪威于1943年7月访问伦敦时，英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让中国在印部队的总额达到10万名的构想。

英国加紧拉拢西藏


前曾论及战时英国政府在面对战时中国势力全面地向南亚次大陆的可能延伸时，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作出反应，以对抗伦敦和新德里官员眼中的“中国帝国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龄在美国公开对印度问题发表看法之后不久，伦敦高层决定以具体措施来巩固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麦克马洪线(TheMcMahon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东，约可分为3个地段，包括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门隅(Monyul)，阿萨姆省中段与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区，以及阿萨姆东部与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区。
自清末以来，这一地带的边界从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两国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国虽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会议上从西藏代表那里取得这一地区的“主权”，然而历届中国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英藏之间任何协议之法理有效性，这些所谓的已被“割让”给英印政府的领土之中，除了与不丹接壤的门隅地区之外，在民国时期同时被划为中国的西康省版图，而直到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事实上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
英印政府对于中印喜马拉雅山麓边界地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观。尽管伦敦高层深为欧战所羁绊，其仍决定在中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之前，先行巩固英国在这些边区的传统地位。1943年3月，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Frontier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边境行政特区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层立即派遣了数个军事勘探队，分头前往门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区活动，而从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洛隅地区的里嘎(Riga)，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DirangDzong)以南的卢帕(Rupa)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并且在当地积极修筑军营、房舍、公路和小型机场等工事。
英印政府除了决定全面地将政、军触角向北延伸至中国西南边境，以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南进的反击措施，同时也积极对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强化英国的一贯政策，让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例如在军事上，尽管外交部门态度消极，英国战时内阁仍于1943年底批准售予西藏一批总额藏银10万两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山炮炮弹。
这批军火于次年夏天陆续自印北经藏南的亚东、帕里等地运抵拉萨。①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1944年8月，英印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SirBasilGould)衔命专程前往拉萨访问。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层解释英印当局决心增强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其以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将要失去的税收，以增强拉萨当局的实力，来对抗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英方也鼓励拉萨高层考虑在战后派遣外交使节常川驻印，以增加西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获悉战时英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新举措和对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拉拢活动后，重庆高层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此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领土野心，因而谋思报复。
1944年11月7日在重庆外交部召开的一个跨部会“藏案会议”，即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国民政府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正因为如此，当轴心国力量对于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逐渐消退之际，中英两国之间因印度问题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却仍未见和缓。只不过讽刺的是，在中英双方的认知里，由印度问题所衍生和反映出来的种种争议，皆不约而同地被彼此解读为来自对方的“威胁”，然后在中英各自认为其政权和国家安危已受到严重挑战的考量下，又不约而同地准备向对方采取反击和报复。

反攻缅甸计划敲定 中国又沦为英美盟友牺牲品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
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
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ofArmyAirForce）安诺德（HenryArnold）与魏德迈（Albert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
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
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
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
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
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

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摘自 《不朽的光荣——中日第二次战争史》 作者 郑浪平）

艰难抗战路—中日总体实力对比

抗战爆发以前，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作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地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地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于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1]。为全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突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形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持。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略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于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与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持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于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5。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尽管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用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坚强的抵挡住了日本人的侵略，但必须承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弱国，特别是在中国西南的抗战后方基地，根本没有作战所必需的工业结构与能源供应。因此，中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维持作战的必要资源，最主要的是石油、军火原料与各种零件的进口，这是支撑中国继续武力抗日的基本条件。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国如此，日本、德国、英国、苏联，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联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当日军进犯缅甸后不管英国人怎么想，中国为了自己，为了把抗战继续下去，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只能出兵缅甸。

（摘自 《不朽的光荣——中日第二次战争史》 作者 郑浪平）

抗战时期中国困顿的民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还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退居西南一隅。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这不仅仅只是国统区被缩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日军所侵占的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据估计，“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抗战初期，作为我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薄弱。随着大批军政公教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迅速扩大，而收入则由于沿海省区的沦陷急剧锐减。
据统计，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在沦陷区) ，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 、56 %. 、89 %。而财政支出仅战费一项就远远超出收入。有人估计，战时每天所需战费五、六百万元，每年约20 亿元。① 如果照此计算，抗战8 年的战费开支折合战初币值当在160 亿元。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 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 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 - 1941 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 亿元左右，较1937 年财政预算10 亿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 亿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亿元，与这一时期716 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 亿元”，财政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存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大量外逃。
工业方面:抗战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其中“四川仅有电厂一，水泥厂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迁了部分工厂进入西北、西南后，工业依旧非常困难。
农业方面:粮食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 年和1938 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 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 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涨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长31 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 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 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 万石。而当时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抢米风潮。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

通货膨胀的危机（1939-194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三者恶性循环，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跌落。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前25年内，从1912年到1936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有时反而出现了通货（银根）紧缩、物价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是，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
1939年以后，中国各地（无论是敌占区或是大后方）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表现为:物价指数迅猛上升；对金银和英磅美金等外钞的兑换率大幅度跌落；出现紧缺物品和外汇的黑市。
国民政府推行“战时财政”，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增大法币发行量）为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赤字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编》第二册第441页）
抗战初期的两年内，通货膨胀较慢、物价上涨还不算特别不严重。
但是从1940年以后，局势迅速恶化。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法币发行增加的幅度。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5 ％，物价指数升为355 ％；1940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560 ％，物价指数猛升为1276 ％，而薪金、工资的相应调整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三者差距日益扩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陷入恶性膨胀阶段。
1940年，国民政府又大规模征兵，三年内每年征兵 50万人，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直接影响生产。同时，在各省修建军事基地，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军费，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其中国防开支占国民政府总支出的73 ％；政府入不敷出，赤字惊人。1941年，政府收入仅占支出的13 ％，（支出100.03亿元，收人13.10亿元）；赤字达86.93亿元，巨额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通货）来弥补。到1941年12月，法币发行额达到151亿元，使得批发物价比1939年12月上涨6倍。
除了政府对于货币的过量需求外，流通过程出现了大量投机活动。面对物价飞涨，投机者纷纷囤积工业原料及其它商品，转手倒卖就可牟取暴利；民众家里普遍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剧了供求矛盾，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恶性循环。
在缩小到全国三分之一的国统区，挤压着过量的法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这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建立的财政预算，税收中以征收实物代替征收法币。社会上也开始采用粮食或“生活费指数”为薪金、工资的计算标准。甚至恢复（半明半暗地）使用银圆。
大后方工薪阶层生活下降
在四川成都地区，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
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扩充军费的办法，已不能再依靠发行公债，而只有依靠银行垫款--大量增加法币发行量。到1945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8年前（1937年7月）的300倍，约为52亿元。

根据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提供的资料，抗战期间大后方四川一带，薪金阶层和工资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如下（以1937年＝100 ％）:
年份小公务员教师服务人员 一般工人 产业工人农民
1937 100100100100100100
193877 87 93143124111
193949 64 64181 95112
194021 32 29147 76 63
194116 27 21 91 78 82
194211 19 10 83 75 75
194310 17 15 74 69 58
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的实际收入（特别在1940年以后）总趋势为大幅度下降，而景况最为悲惨的却是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而经过历经三年多的战争消耗，特别在1940年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敌占区、战事区和大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遍的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国民众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贫困。到1941年越南和缅甸被日军侵占后，国际对华援助的通道全部阻断，外援尽失，国民政府面临事实上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摘录《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作者:陈 雷 戴建兵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  ）

滇缅公路—抗战期间中国的生命线

编者按:
从1935年7月7日日寇向卢沟桥驻防军队进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抵御了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日军。而支撑中国抗日战场的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经济供应的运输大通道，则给中华民族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条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大通道上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开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人们无法想象，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这条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
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他们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埋葬日本占领梦想的交通大道。港口沦陷，中国孤立无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先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迅速占领中国的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不仅可以摧毁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可以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这样，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灭亡。
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只有苏联表示支持，因为它自己的远东边境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威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直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一条长达2700公里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从1938年到1940年足够武装15个中国师的苏联装备通过这条西北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
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局限性，国民政府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在考虑另外的求助渠道。当时，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同时迫于当时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就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中国的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通道，而堆放在海防港的中国进口军火物资就成为了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希望所在。但是，滇越铁路距离日本人占领的广东太近，而且铁路一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遭遇日军轰炸很容易全线瘫痪。所以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云南省主席主动建议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乘飞机从昆明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即《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
龙云此举固然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滇西是云南较富饶的地方，但在地理方面，这里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最崎岖的山区。因受横断山脉的大山大河所隔，这里山高谷深，民众备受交通不便之苦，往来交通唯有山间驿道，物资全靠马帮驮运。抗战爆发，云南成了大后方，如果能够借助中央的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把梦寐以求的滇缅路修通，岂不是天赐良机？

对于蒋介石来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当然是此时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当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40万中国军队在上海拼死抵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上海尽可能地撤出工厂、抢运物资而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龙云提出建设滇缅路的计划非常赞同。建设滇缅铁路由于工程过于艰巨，暂缓修建。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则马上着手进行。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即确定了滇缅公路的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特使缪云台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事宜。双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就在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20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又攻占杭州、苏州等地，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传出，全国军民悲愤万端，发誓决不屈服、抗战到底。但此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日军的破坏，每天的运输量正日渐减少。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严令:滇缅公路要如期完工
1938年1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随后，滇缅公路的全线开始了具体线路的勘测工作。
据当年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回忆:勘测工作始终是由不到30个人进行并完成的。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毅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领军队与日军作战。并严令:无论有多大困难，滇缅公路都要如期完工。
由于抗战形势日益紧迫，滇缅公路的很多路段只好一边勘测一边施工。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公路建设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
由于时局的空前紧张，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3个月内修通。因此他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3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这种公路只需先把路基平整出来，再在它的上面铺上碎石，用压路机压平就行。筑路中坚:老人、妇女和孩子
1938年初，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
各族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
工程开始后，人们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疟疾大规模爆发，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原滇缅公路工程师娄性回忆了那触目惊心的日子:怒江芒市这些低洼的地方都有恶性疟疾，恶性疟疾就是牛蚊叮了以后，发抖、发烧，然后贫血就死掉了。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死得太多了。
疟疾尽管如此猖狂，但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在一些人死去之后，马上又会有一些人替补上来。但是在云南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够替补的只能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

说到滇缅公路修建之难，其实主要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而这其中有一半是要通过坚硬的岩石地段。在这些地方，筑路者只能通过爆破来开山劈石，为滇缅公路强行开辟出道路。
滇缅公路不仅穿越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而且也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就是一条容易发怒的河流。每当雨季来临，暴涨的江水毫无阻挡，一泻千里。澜沧江也完全一样。
费时一个月，材料运抵建桥工地。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绳子的另一端连着建桥用的钢索，人过河以后，就可以在对岸把钢索拉过河去。工程师们试图用船把人渡过去，但是，往往船刚一下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河中的礁石，撞成碎片。无奈之下只有派水性好的人带着绳子冒险游过去。一些水性很好的汉子陆续下水，但大多都失败了。最后，终于有一位强壮的汉子成功地游到了对岸。今天，在他生前居住的大桥附近的村子里，他的名字“王兆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3座大型的钢索大桥。
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由于武汉会战局势紧张，公路修通后几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其时《云南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滇缅公路的完工，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一样。在大后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
滇缅公路的建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有两三千人将生命永久的留在了这条公路上。
然而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纪念这些劳工的纪念碑。据说在松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碑，但后来因为日军入侵滇西而毁于战火。
如今，当地政府正计划重新建造一座碑，以纪念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劳工们，尤其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们！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历史背景

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六月，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一千架作战飞机和一百二十艘舰船，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邱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十二月八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斯大林同志正在掩蔽地下室昏昏欲睡。
“什么？！你再给我念一遍！”斯大林突然两眼放光，好像睡醒的狮子一样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听听，这群黄脸猴子干得真不赖。”
半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三十个步兵师，九百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部份边防军与日本官东军对峙。
十二月十七日，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大臣艾登飞抵莫斯科，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要求遭到斯大林愤怒拒绝。
此后，英美首脑多次敦促苏联对日宣战，均遭拒绝。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周和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当天，才被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唯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家。
对英美盟国来说，太平洋初期无疑意味着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
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十二月十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成功。
十二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击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八万新加坡英军向三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惶逃出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

纵观一九四一年及其后的亚洲战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这场战争区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局部: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诸国（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约五十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五十至七十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由于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的兵力，并且无休无止地消耗日本国内地战争资源，因此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中国抗日军民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民国三十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未得逞。
十二月，日本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议和”，均遭严辞拒绝。
日军虽然侵占大半个中国，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却始终无法达到速战速决和一举摧垮重庆政府的战略目的。
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其它地区却连连得手:
一九四一年六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滇越铁路被切断。
同月，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象征性的援华运输逐告中断。
十二月，香港陷落。香港通往内地的物质补给被切断。
是月，侵泰日军前出泰缅边境，对缅甸虎视眈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而且把中国的大后方暴露无遗。
由于日军连续切断滇越铁路和香港的补给线，西方援华物资便只能低达仰光，然后经过唯一一条滇缅公路辗转运到昆明。由于路途漫长，诸多困难，因此到次年一月，援华物资运输总量便从正常的月三万五千吨剧减到不足六千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党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
作战物资匮乏的危机同样影响到敌后战场。延安总部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文史资料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十二月，侵泰日军第十五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南部维多利亚角，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而英国人在缅甸的全部兵力总共只有两个英缅师。鉴于缅甸局势岌岌可危，鉴于英国殖民者顽固坚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义立场，同月下旬，中国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会后，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并发表谈话。
有记者提问:“委员长能否谈谈战争前景？”
蒋介石答:“日寇乃一区区岛国，只要英美诸国认清大局，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战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便可打败日本。”
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形势对中国不利。万一缅甸不守，请问中国政府有能力应付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吗？”
蒋介石:“各位先生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鉴于亚洲局势日趋严重，我国民作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
记者:“请问蒋委员长先生，中国出兵有必胜的把握吗？”
蒋介石:“日寇虽然气焰嚣张，然终究只能逞凶一时。我军乃堂堂正义之师，与日军不共戴天，此次入缅作战系国家存亡之举，必然奋勇杀敌，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者:“请问中国出兵还有其他背景吗？”
蒋介石答:“日军若吞并缅甸，必然大举入侵印度，进军中东。缅甸不保，印度也危在旦夕。因此国军入缅，其目的不仅保障滇缅交通线，更为保障盟军统一战线之大业。”
第二天，蒋介石谈话被突出地刊登在《中央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的头版位置上。
缅甸之战立刻成为影响中国和亚洲局势发展的新热点。

（摘自《大国之魂》 作者 邓贤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远征军野人山大撤退 军事服从政治的结果

中英盟军尤其是中国远征军经一个多月英勇奋战，在保卫同古、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世人所赞誉。但由于出国时机过晚，盟军作战缺少协同，部署不当，多头指挥等原因，使远征军始终处于被动态势，未能达成战役企图。
西线战况虽因仁安羌战斗得以扭转，然东线日军五十六师团却击破远征军第6军防线，迅速直插盟军后方，致盟军全线动摇，4月底，日军攻占腊戍，切断滇缅，5月1日进占曼德勒。中英军队被迫向印度和中国境内撤退。
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新38师先是接下英第1军防线，掩护已丧失战力的英军撤退，后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命令，决定率军向北撤回云南。孙立人又奉命率新38师为第5军殿后，以至于新38师以1师之力阻击日军的18师团，33师团，55师团共3个师团的艰难局面。


远征军被迫转入丛林

5月9日，杜聿明见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拿经野人山路途较远，且道路艰难，渺无人烟，给养样困难。而目前远征军尚有4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不听，反而令部队抛弃战车火炮等重武器，及汽车辎重，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并过分地要求新38师继续殿后，阻击日军，等第5军入野人山后尾随跟进。由于野人山极为荒凉，无水无粮，此举无异让远征军自投绝路，孙立人便断然拒绝杜的命令，但为大局计决定先完成阻击任务，掩护第5军全部进入野人山后，再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罗卓英的命令，率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



（38师整装入印）

孙立人指挥新38师主力在温藻阻击日军两日到5月10日后，任务完成，即以112团殿后，师直属队和114团先向北撤向卡萨的113团，113团从9日起已与日军56师团迂回过来的部队激战于卡萨。孙带114团走到半路，得知殿后的112团在温藻被围，未能摆脱日军，而卡萨113团虽仍在与日军激战中但地形有利未被包围故有能力自行摆脱日军。孙立人即电令113团从卡萨向西自行撤向印度，自率师直和114团调头向南，出敌意料，和114团里应外合击溃日军的一个步坦联合快速部队，救出114团，向西撤向印度。撤退途中，他亲自端起冲锋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打垮日军多次阻击。
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从自己亦缺的水粮中省出部分救助收容数千难民和英印散兵。副师长齐学启为照顾落伍伤兵，不幸被日俘获，囚禁三年，不屈，在仰光被杀殉国。月底，孙立人率新38师到达印度边境。不料英驻印边防军竟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佬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顿时怒火填膺，下令部队准备战斗。刚巧，被新38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军第1师师长正在该地医院治病，闻知情况后，警告当地英军将领说:“这支中国军是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再说吧！”孙立人接着领英国人参观营房，并安排了军事表演。英军将领看完后肃然起敬。第二天，新38师军容整齐地在野人山中杜率之第5军大部队却在野人山迅速陷入困境，粮尽弹绝，军心涣散，疾病流行，病死饿死大量官兵，倘若一个人因发高热而昏迷不醒，在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刷下，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以至沿途尸骨遍野，前后相继，惨绝人寰，三万五千多人只剩一半，其中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牺牲。最后只剩半条命的杜聿明还是率军直属队和廖耀湘新22师撤到印度，另跟随第5军后入野人山的66军第28师五千人因前面第5军已将树皮草根芭蕉叶等都吃完，处境更惨，最后只剩百余人活命。
第一次缅战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绝大部分在胡康河谷野人山）。

第一次滇缅作战总结：史迪威无能 英国佬无耻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
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
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无耻的将军。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摘自 《不朽的光荣——中日第二次战争史》 作者 郑浪平）

1942年：谁在缅甸“坑”了中国远征军？
1942年2月25日，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
至1942年8月4日，中国远证军全部撤出缅甸。除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进入印度外，其他部队分由杜聿明按蒋介石命令突破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杜聿明部途经森林蔽天的野人山区，战士落伍、失踪、疾病死亡以及被敌追阻杀伤者比战场上死伤的多数倍。“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据统计，10万余众的远征军至此仅存4万。事后，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也不无感叹:此次入缅参战，“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实难挽救全局，实为憾事”。缅北初战，终以失败告终。
那么，在这个悲壮惨烈的缅甸战场上，远征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制空权是决定因素
1942年3月至8月，中國远征军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缅甸境内出动，与日军血战数月，终因实力悬殊，铩羽而归，10万大军生还者约4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远征军全线崩溃前，在战场上始终没有发现早已参战的日军第56师团，正是这个师团先在中路挫败远征军决战的计划，然后出其不意地从东线突破远征军薄弱之防线，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远征军全面溃败。在实际交战过程中，远征军原以为当面之敌仅一个日军第55师团，既没有发现驻泰国的日军第18师团提前增援上来，又没有发现从海上登陆增援的第56师团，稀里糊涂地把三个日军精锐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以四个半师的兵力摆了个围歼对手的阵势（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与远征军一般部队七八个师，相当于中國军队最精锐的戴安澜第200师两三个师）。所以远征军作战一开始便陷入十分被动的状态。
但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制空权问题，日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失去制空权的远征军，肯定无法弥补情报不灵的缺陷。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坦克装甲部队的协同，根据德国非洲军团司令、坦克名将埃尔温·隆美尔的权威观点:“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就好像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
中國远征军怎么会得不到先前英美承诺的空中掩护呢？
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托中國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致函蒋介石:“敝国已在向美订制飞机中，指定妥马霍克机100架，分配于贵国。翰期其能发生良好之效果也。”以后英方食言，这批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1942年3月25日，即同古激战第4天，也就是英军在缅全部45架作战飞机在马圭被毁后第4天，蒋介石同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共进晚餐后再次会谈，亚历山大亲口答应蒋介石，数星期后将有324架飞机投入缅甸战场，但直到缅甸战场全面崩溃时都不见踪影，而日军投入战场的飞机数量已经达到400多架。其实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隆美尔非洲军团已攻下整个昔兰尼加，正准备向加查拉一线进攻，英国早就无意将空军用于缅甸战场，而蒋介石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弥天大谎所迷惑，乐观地把缅甸作战看成是一场中國军队在英军绝对制空权支援下对日军的歼灭战。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宋美龄致信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礼先生，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除十足配备志愿队所需人员及飞机80架外，其余租借案内拟拨中國之驱逐机，将拨发美国空军第十队用，以防护印度东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国远东空军之被毁灭，委座闻此建议，不胜震怒，尤其要求总统立即加派飞机300架，以助中國远征军一项通知……”
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在北非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实力强大的美国第10航空队，紧急向地中海转移，这时中國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先欧后亚”的战略，于是当北非出现危机时，英美两国先后把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致使我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缅甸战场虽然失利，却换来了北非战场的制空权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國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6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英国和美国早在隆美尔出击时，就打算将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6月份开始，美国的装备调动现出成效，英军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被迫孤注一掷，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在10 月份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国中东部队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以及2.5 万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既然制空权是决定战场常规作战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國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在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以往史家不清楚这点，转而过分苛求于中國远征军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不妥的。应当指出:1942年夏季，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國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國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北非战场的胜利直接影响了苏德战场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沉重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而此时正是苏德战场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快定性时刻，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顶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用上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经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据俄罗斯战史学家亚历山大·科拉马奇金（lexanderKhramchikhin）最新研究称:在关键的普罗赫罗夫卡坦克决斗中，苏军660辆坦克被毁500辆，德军420辆坦克损失了 200辆。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回忆道:“当获知损失后，斯大林非常震怒，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坦克部队将被使用于哈尔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现在却不得不重建和补充，最高统帅决定撤销我司令员的职务，差点儿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德国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 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万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西西里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他拒绝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因此，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是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國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而中國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也正体现于此。（来源:网易）

中国驻印军装备远超日军

中国驻印军驻地在那个著名的盟军大本营――兰姆伽训练基地，由中国远征军先期入印的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及随后败退的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共两万人为蓝本，后来又从国内空运来的三个整编师和大批从军学生也陆续开到这里接受装备和训练。
兰姆伽原来只是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偏僻小镇，小镇四周除了干旱的河滩和荒凉的山谷，还有一座上次大战时期遗留的战俘营。一九四一年英国人还在这里关押过两万名从北非俘虏的意大利战俘。后来盟军在缅甸遭到失败，亚历山大根据英美两国达成的协议，将兰姆伽及其周围数百公里山区划出来供美军使用。
中国新兵到来后。美国人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到一座特设的卫生清洁站，依次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等。脱下的衣裤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干净以防传播寄生虫。经过一番修理，新兵仿佛卸掉许多包袱，个个觉得轻松愉快。清洁毕，开始分发军需品，军需官按名册清点，逐一领取。
很多人由于对美国人的物质奢侈感到极大惊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物品计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钮扣的咔叽布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织内衣内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橡皮垫褥、水壶、手电、遮风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比如战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等，还有专门训练炊事兵的后勤保障学校。步兵训练主要是通过各种训练场地来进行。在兰姆伽，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翻译由学生兵担任。中国官兵分开受训，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来进行。由于美国教官执教严格，不循私情，中国军官往往难以接受，因此怨言颇多。这就是后来郑洞国将军回亿录《中国驻印军始末》中所说“受尽美国人的气”的重要原因。但是士兵们却较少类似的感情包袱，他们认为美国教官似乎更通情达理，不似中国长官来得凶狠粗暴和作威作福。
步兵受训的主要内容包括:队列操练、体格训练、战术理论、武器操作、单兵射击、格斗术、丛林作战、夜间作战、侦察捕俘、反坦克战斗等。军官受训内容有:队列操练、体格训练、单兵射击、战术指挥、沙盘演练、无线电联络、步炮协同、地空协同、反空降等。通过受训，中国官兵不仅对武器战术有了系统学习，同时也逐步接受了现代作战的理论和观念，这对他们在今后的战斗中打败强大的敌人无疑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
还应该指出的是大批从军学生的到来不仅充实了中国驻印军的数量，而且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质量。事实证明，只有同时拥有现代武器和现代文化的军队，才能日臻强大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其标准略低于美军作战部队。
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通讯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各一连，另有通讯连、卫生队和特务排，全团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五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化学兵和重迫击炮兵各两团，骡马辎重兵一个团，另有战车七个营，每营坦克装甲车若干。”
中国士兵在这里头一次扔掉老式“汉阳造”，换上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头戴防弹钢盔，配发进攻型手榴弹。每个步兵班配备轻机枪若干。同时，步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得到来自空中的强大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样，中国驻印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上已经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A级标准，步炮比例达到三比二，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日本人，从而使打败和消灭这些不可一世的东方强盗成为可能。
截至一九四四年末，在兰姆伽基地服役的美国军人累计已达七千人之多，而先后在该基地受训的中国士兵则有十万人，国内师以上高级指挥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一九四三年十月，当时世界战场的形势是:盟军在南太平洋上成功地遏止了日军的攻势，双方处于对峙。在欧洲，盟军实施西西里岛登陆，两月后，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的胜利宣告结束，苏军从此转入战略反攻。
战争的天平逐渐倾向同盟国一方。
十月，在兰姆伽整训完毕的中国驻印军两个师乘着夜幕掩护，悄悄开出印度，沿着塔奈河谷向日军占领下的缅甸北部推进。中国士兵全副美式装备，头戴钢盔，脚蹬皮靴，身穿咔叽斜纹布军服，七九步枪全都换成了汤姆式冲锋枪.这是一支装备精良面貌一新的大军，它们的番号是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部队官兵在美国教官的严格训练下，重新学习未来丛林战斗的一切要领，并且成百次地进行演练.在队伍中间，还夹杂着许多美国军人高大强壮的身影。
如果说在以往的中日战争史上，中国军队的失败主要归咎于装备落后和官兵素质低下的话，那么现在从理论上讲，驻印军已经具备了能够从陆地上打败任何强敌的精神和物质条件。
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利多镇出发，沿塔奈河谷向西，不出一两天就进入绵延数百里的野人山脉和荒无人烟的胡康河谷.这条路线恰好是一年前雨季中国远征军兵败缅甸的撤退之'路。
在河谷两旁的树林里，山坡上，还有水洼和沟渠里，到处都能看见一具具遇难者的骸骨.这些不幸的死者经过漫长的雨季，早被毒虫猛兽镀空食尽，变成一堆堆支离破碎的白骨，令人惨不忍睹。白天，蚂蝗在水坑里翻涌，乌鸦在头顶盘旋；入夜，山坡树丛到处都闪动着饿狼鬼火幽幽的绿眼睛。这一切阴风惨惨的景象无疑都将重新唤醒中国官兵对那场大失败的惨痛记忆，从而给他们精神上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
战争是这样一种对抗:不仅比较物质，更比较意志和精神，胜负则取决于两者之和。尽管中国官兵提高了作战技能，装备了比日本人更先进更强大的作战武器，但是他们缺少信心，缺少胜利的鼓舞。失败是一片乌云，乌云牢牢笼罩在他们头顶上，使他们久久不能从失败的阴影下走出来。因此，在他们创造一项打败日军的战争奇迹之前，凶恶的日本人对于重振旗鼓的中国军队来说，始终意味着一场噩梦和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
山谷里，大军沉默行进.骡马嘶鸣，枪刺林立；山林无语，战云逼近.战争将以严厉无情的法则检验每一个军人，并决定他们的命运和未来。
按照总指挥部作战意图，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新38师在前，廖耀湘新22师随后跟进。预计孙立人将在新背洋、达罗与日军主力打一场关键性的恶仗。他的任务是只许打胜，不许失败，否则，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支八万人的筑路大军将失去屏护，而盟军代号为“人猿泰山”的庞大战略计划也将因此夭折。
早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当年十月，史迪威就制定了一个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军方给这项计划取名代号为“人猿泰山”。“人猿泰山”原是一部三十年代风靡美国的传奇电影，讲述一个被黑猩猩抢走的小男孩如何在原始森林里长大，并成为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个代号意味着未来在缅甸进行的将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原始丛林战争。
“人猿泰山”包括两个规模宏大的战略设想:
一．X军(驻印军)以收复缅甸北部为目的，与Y军(中国远征军)收复怒江西岸的战争同时进行。最终全面收复缅甸。
二、随着X军推进，届时将有一支庞大的筑路兵团将一条柏油公路从印度的利多一直修到缅甸的密支那，最后重接上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该公路全长七百英里，途经许多高山大河和原始森林。同时还将铺设一条大口径输油管道从印度加尔各答直到中国昆明，预计总长度为两千英里。
“人猿泰山”计划的实现将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把中国大后方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紧紧连接在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着眼点出于对战争还将持续五年以上这一基本战略估计。

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了这个计划。
根据情报，塔奈河谷当面之敌为日军赫赫有名的“九州兵团”精锐第十八师团。它的前身为著名的“米久留师团”，该师团官兵全部由北九州矿工组成，作战凶猛，纪律严明。这支部队在中国战场曾经创造过赫赫“战绩”，其中最著名的“芦沟桥事变”就是由该师团发动的。该师团还参加了上海淤沪会战、杭州湾登陆、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广州战役等，多次获得日本天皇奖赏。在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战役中，该师团以三万兵力俘获八万英军，震动英伦三岛.连邱吉尔首相也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缅甸-新背洋。
新背洋是缅北群山夹峙中一块小小的山谷平坝，呈长条状，距边境约七十公里。新背洋扼胡康河谷出口，为驻印军入缅必经之地，由日军增派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驻守。
十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前哨战在新背洋以西无名高地展开。新三十八师搜索军行进途中与日军一个大队猝然遭遇，双方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并同时向对方开火射击。按照以往的战场经验，日军一个大队(营)的战斗力往往相当于或超过中国军的一个团。河南战役，日军曾经创下一个机动大队击溃汤恩伯一个师的惊人的纪录。因此战斗一开始，日军并没有把区区一个连中国兵放在眼里.他们还是按照老一套战术，依仗人多，三面包抄，连连向中国军占据的无名高地发动猛攻。
但是这次他们没能如愿以偿。搜索连是新三十八师的开路先锋，全连兵员三百余人，配备迫击炮十二门，反坦克炮三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士兵清一色M4汤姆式冲锋枪。战斗一打响，该连即沉着应战，将敌人放入射程内，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予以杀伤。当日本士兵端着三八大盖气势汹汹扑上来的时候，冰雹般的迫击炮弹便劈头盖脑地砸下来，暴雨般的机枪子弹始终构成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火墙，把气焰嚣张的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好像割禾一样纷纷栽倒在地。轮到中国军反冲锋时，头戴钢盔的中国士兵更是个个争先，勇不可当。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动武器近战的长处，把密集的子弹泼水般扫向敌人。尽管日本士兵受过严格的射击、刺杀和肉搏训练，且战斗意志极为顽强，但是他们手中的老式步枪毕竟敌不过自动武器的威力，中国人不待靠近就把他们打得血肉横飞，浑身都是窟窿。
激战持续到中午二时，日军渐渐不支。
下午，另一连中国士兵及时赶到，两路一齐夹攻，日军仓皇败退，丢弃两百多具尸体和许多枪支弹药。
前哨战初战告捷，..中国驻印军首次创造对日军以少胜多的奇迹。
十一月一日，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先遣营，沿塔奈河谷西岸向新背洋迂回，行至加拉苏高地附近遭到日军伏击，损失一个连。日军以两个步兵大队的优势兵力包围了剩余的中国军，试团一举予以全歼。
一一二团第二营紧急赶来增援，日军亦增援一个大队，双方就在加拉苏四周山头上展开激烈战斗。
面对强敌的中国军队沉着应战，再次显示出令日本人目瞪口呆的战场优势和良好素质。
战斗开始，处境被动的第一营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剩下两个连很快就像受创的刺猬那样蜷缩身体，占据山头固守待援。
第二营赶到，抢占另外两座山头，与一营成犄角之势，稳住了阵脚。
中国军占据山头，居高临下，拥有六0毫米、八二毫米及一0五毫米各种口径迫击炮约六十门，轻重机枪一百一十挺；日军迫击炮不到二十门，掷弹筒五十具，机枪七十余挺。由于日军在火力上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进攻屡屡遭到挫败。

第一天，中国军的迫击炮几乎主宰了战场形势，日军每有行动，必定招致炮火猛袭。特别是一0五重迫击炮，射程远，杀伤力大，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有时步兵刚刚隐蔽集结，即被炮火瓦解，部署被打乱。
中国军还摧毁日军炮阵地一个，连日军指挥部也挨了两发炮弹，正在指挥作战的副联队长平田一郎大佐被当场炸死。
是夜，日军组织偷袭，中国军防范严密，未能得逞。
狡猾的日本人强攻不成，乃改变战术，以一个步兵大队迂回到中国军阵地后方，断其归路，再以不断佯攻和派出小股袭击，吸引对方打枪打炮。
日本人的算计天生是精明的:既然被围困的中国人炮火猛烈，那么弹药消耗必定也大，一旦弹药消耗殆尽，那时候上帝也无法挽救他们的束手待毙的命运。
果然，一连数日，日军日夜袭扰，组织敢死队进行突击。中国方面还击渐趋稀疏，炮兵射击失去压倒优势，变得十分零落。第五天黎明，日本人开始大规模集结部队，第一一四联队长丸山房信大佐亲自指挥战斗。迫击炮进主阵地，掷弹筒瞄准中国军队固守的山头，轻重机枪选择好射击位置，准备掩护步兵发起最后总攻。
晨雾渐渐消散，太阳从河谷的山头上露出脸来。丸山大佐举起望远镜观察中国军阵地。千军万马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就发起总攻。他决心要替平田副联队长报仇。'
就在这时，一队美国飞机隆隆地出现在河谷上空。对于所有经历过飞机轰炸和扫射的人来说，那种被死亡追逐的恐怖滋味是难以忘怀的。这样的体验无论对于苦难的中国人还是狂妄的日本人都同样重要。因为没有人能够对抗炸弹的威力，就像对抗死神的降临。所以当美国飞机一出现在头顶上，丸山大佐就感到头皮发麻，一股不祥的气息从嗡嗡的震响的空气中迅速传导给他，使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部队迅速隐蔽防空，进攻暂时取消。
然而这次美国飞机既未投弹也未扫射，只是威胁性地轰鸣着低空掠过，仿佛警告日本人不得轻举妄动。在战斗机掩护下，一队运输机又隆隆地飞来，于是目瞪口呆的日本官兵很快便看到这样一个精彩场面:双引擎飞机好像一条条笨重的大马哈鱼，沐浴着山间金色的朝霞，在空气的海洋里缓缓游动。它们像产卵一样从机腹里不停地排放出许多花花绿绿的降落伞，降落伞系着沉甸甸的铁箱和麻袋，准确地落在中国人的山头和阵地。毫无疑问，美国飞机的到来不仅及时解救了地面受困的中国官兵，同时更给他们输入必胜的信心和希望。
新38师部分美械装备
中国军的还击更加猛烈了。
此后一个月，美国人仿佛为了考验日本人的意志和忍耐力，索性把这种空中补给战术固定下来。运输机每隔两三日就定期飞来空投，有时单机，有时两三架，对地面无线电台有求必应。空投物品从炮弹、子弹、药品、饮水、粮食等军需品发展到大炮、睡袋、香槟、留声机和衬裤，几乎无所不包。有次从飞机上投下一门平射炮，不偏不倚砸在炊事班的汤锅里，致使一连士兵整整两天没有能喝上热汤。还有一次美国飞行员同地面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投下一袋女人裸体照片和刮脸刀，弄得那些天阵地上人人失眠，脸上都有刀片刮破的痕迹。

中国人依仗美国飞机的空中补给不仅巩固了阵地，而且有恃无恐，不把整整一个联队的日本放在眼里。后来，他们干脆让飞机'在阵地四周投入大量地雷，然后拉上一道道鹿若和铁丝网，把高地筑成一座密不透风的堡垒，致使擅长夜战近战的日本士兵一筹莫展。
同中国军队的这种立体优势正好相反，日本人的后方供应则时时遇上麻烦。美国战斗机好像凶恶的兀鹰一样四处活动，专门搜寻和袭击敌人的运输车队，轰炸公路桥梁，甚至连运伤员的担架队也不放过。日本军队的困境很快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弹药粮食缺少，攻击乏力；中国军队炮火不分白天黑夜猛袭，官兵士气下降，伤亡增加，等等。丸山联队长焦虑万分，他预感到这场战斗的失败已成定局。
不久，情报传来，中国军队利用加拉苏高地拖住日军，赢得宝贵时间，其筑路兵团已经通过地势险要的朗克普边境峡谷向新背洋推进。
十二月，筑路大军打通塔奈河谷，将公路推近到新背洋以西二十英里的南亚腊。中旬，新三十八师全线出击，日军一一四联队仓皇撤退，被迫放弃新背洋.拉加苏之战历时五十天，日军伤亡近千人，却始终未能攻破两个营的中国军阵地.中国军队这种崭新的战术给日军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丸山大佐在写给师团及军司令官的报告中；惊呼:“……(加拉苏)高地之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例，敌人的变化是惊人的，希望能够引起司令官阁下的重视…o”(《缅甸作战》)
但是这个局部战例并未引起日本将军们的足够重视，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固有认识来自多年战场经验，而改变这种经验就不得不一再付出遭受打击和失败的沉重代价。
战斗结束后，一个参谋军官向孙立人请示怎样处理俘虏。
被俘获的日本人都是在战斗中打散了被抓住的，有的还负了伤.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犯下累累罪行，官兵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中国人的鲜血。因此后来各部队干脆连审问也取消了，凡是抓到日本人，一律就地枪毙，或者按照中国刑罚砍头。枪杀俘虏固然不大人道，但是毕竟大快人心，以回牙还牙，壮哉中国人。
从此，新三十八师杀戒大开，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
一周之后，筑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新背洋。又过了一周，史迪威预言的奇迹果然出现了:五座大型机场从天而降，新背洋而谷转眼间变成一座喧闹的空军基地。笔直的飞机跑道横贯南北，无数油库、仓库、飞机库、营房和高射炮阵地密密麻麻布满机场四周，坦克、重炮和数不清的车队也轰隆隆地开进新背洋。
日本人的末日不远了。

（摘自《大国之魂》 作者 邓贤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倪乐雄教授谈中国远征军对二次大战战局的影响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 0周年纪念，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63周年。回首63年前，日寇横扫东南亚，中国十万远征军将士临危受命，毅然出国远征，以劣势装备之陆军在缅甸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展开殊死较量。在连续予敌以重创后，终因种种对我不利之因素的发生，功败垂成。
中国远征军所经历的战斗之惨烈、条件之艰苦、绝境之恐怖、撤退之艰辛都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永远铭记这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异域远征，为了深切缅怀壮烈捐躯的6万将士，也为了留给后代一些真正的经验教训，我想从一个纯粹军事学术的角度，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做的不可取代的重大贡献谈些看法。过去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评价，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而西方学者对中国远征军的贡献长期视而不见，比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他的权威性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关于缅甸部分几乎没有涉及中国远征军，这是很成问题的。由于时间所限，今天这部分内容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详细讨论，只能择其重要方面加以说明。
一、制空权缺失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
第一次入缅作战，没有制空权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世界大战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常规作战的标准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地面机械化坦克集群的协同，北非沙漠的坦克战揭示出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即使作战双方都是现代机械化坦克部队，没有制空权的一方必败。缅甸战场机械化程度与欧洲战场相比较而言，最多只能是半机械化水平，大多数情况下，陆军交战仍是以步兵为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空权是决定性因素这点与欧洲战场是一致的，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对战事的总结就会迷失在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甚至大而无当的“结论”中，也就不可能在军事层面上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
中国远征军的作战目标是在同古附近集结其雄厚兵力，对先期到达缅甸、孤军冒进的日军第55师团进行包围作战，在对方主力增援之前将其歼灭，然后兵锋西向，与英军合围西线日军第33师团。从计划本身看，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但实际战况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意料，中国远征军第5、第6、第66三个军迟迟未能迅速集结到预定位置，中路同古方面，杜聿明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原打算以戴安澜第200师在正面，廖耀湘新编第22师和余韶第96师为左右两翼，合围歼灭日军第55师团，当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第18师团迅速加入第55师团进攻行列时，远征军竟然对新增的日军两个师团浑然不觉，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交上了火，只有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到达同古战场，第96师因日军空袭尚在铁路运输线上蹒跚而行，另外两个军远远没有完成集结，所以第200师反而陷入包围，孤军奋战，最后予敌以大量杀伤后突出重围，幸免全军覆没。新编第22师则变换了角色，由包围敌军变成救援友军，且一直被阻未能与第200师会合。同古之战虽气壮山河、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但在军事上是极其被动的。
日军在中路击退中国远征军抵抗后，第56师团隐蔽而迅速移师东线侧翼，在第5航空师团飞机和第15军军直属坦克、重炮、汽车运输部队的加强下，突破我左翼薄弱防线，远征军因情报不灵，竟把1500 0～20000人得到加强、实际战斗效能接近两个师团的日军第56师团误判为两、三千人的骚扰性部队，遂造成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我后方基地腊戌，切断我作战之生命线，导致远征军全面崩溃。
在影响缅甸战局的诸多条件和因素中，制空权是个根本问题。如果制空权在远征军手中，就可不断地空中侦察及时获知日军增援部队在仰光登陆的行动，并在登陆和向同古运动时给予空中打击，而我方地面援军亦可不受日军空袭干扰，及时增援上来，作战飞机还可以加入前线部队作战，从空中协同地面部队防御或进攻。同古作战结局会完全改观。如果我方掌握绝对制空权，日军第56师团向我侧翼的迂回就会被侦知，缅甸地形复杂，行军作战只能依靠几条公路，离开公路则寸步难行，数万人在公路上运动，正是空中打击绝好的目标，日军向我后方的奔袭将会严重受阻甚至瘫痪。这点后来在北非的阿拉曼会战和诺曼底会战、以及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得到完全证明。由于第一次入缅作战日军掌握完全的制空权，整个战场形势呈现一边倒状态，负责远征军作战指挥的史迪威将军谈及作战失败的原因，曾坦诚相告，没有制空权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它诱发了其他作战条件朝不利于我方之变化。

二、绝对制空权与第二次入缅作战胜利
1943年退入印度和云南境内的远征军经过整补和换上美式武器装备后，开始向缅北发动反攻。进入胡康河谷的中国驻印军不仅地面火力略占优势，而且在绝对制空权的掩护下，连战连捷。他们运用空中补给、空中运送伤员、远程空降，克服了地面后勤供应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避免了沿公路死板地平推的战法，轻松地渗透到日军侧翼后方，使日军防不胜防，在地面战斗中，空中打击使日军无法据守固定防御阵地。
在攻克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战斗中，新编22师团第11 4和第113团全体官兵，在优势空军和炮火以及各种自动火力的掩护下，从南北两方向向敌中心阵地夹击。首先将其外围据点一个一个摧毁、占领。孟关之战消灭了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
密支那是日军缅北防御中枢。中国远征军新编30师和美军特种兵部队“加拉哈德”支队混编，利用空投补给，在大雨中轻装穿越崇山峻岭，行进20多天突然出现在密支那附近，在美军第10航空队猛烈轰炸的配合下，一举占领机场，第二天，新编30师第5团迅速空降在该机场，为而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编第38师在攻克八莫时，采取以强大火力逐步推进的战术，美国空军协同新编第38师攻击。每天自早晨开始，先以空军轰炸，炮兵射击破坏，然后步兵在坦克配合下进占。
腾冲为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的目标。远征军在空军掩护下，只用一天时间即攻克腾冲之屏障来凤山。随后远征军进围腾冲，由于城池坚固，日军据守有险可凭。远征军以空军轮番轰炸，炸开十多处缺口，地面部队蜂拥杀入城内，除二三百人漏网外，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回龙山之战是整个畹町战局的转折点，71军副军长陈明仁在立下限期攻下回龙山的军令状时，提出一个先决条件:美军暂时交出协同的战术空军指挥权，自己亲自指挥战术空军。在24架飞机和40门大炮攻击下，不到5个小时步兵即攻上山顶日军最后阵地，顺利拿下回龙山。
我们通过前后两次入缅作战一败一胜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制空权乃是决定缅甸战场军事上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结论也比较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常规作战规律。
三、北非战场与缅甸战场的制空权交换
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北非英军的制空权是以彻底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换来的找到了缅甸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制空权，我们就可重新审视以往的结论，并恰如其分地看待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作战的影响。比如，过去认为中国远征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军队的不堪一击，迅速后撤，使中路远征军过分前突，右翼失去掩护，致使我失去平
满纳会战的歼敌良机。这种看法也许夸大了英军的因素。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在法国会战中与德军较量过，指挥过敦刻尔克撤退，对空地协同作战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当马圭基地的英国空军被日本空军摧毁后，他就在缅甸无心恋战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来看，彻底丧失制空权后，地面部队的后撤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否则就被彻底消灭在固守阵地上。另外，即使英军死守阵地，由于远征军集结迟缓、日军第56师团、第18师团已经迅速增援上来、对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要想消灭当面三个日军师团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日军最终又是从远征军防守的东线贯穿我后方，因此，不能过分夸大英军后撤的因素。
其实，英国方面应负的最大责任、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没有提供原本答应的空中掩护，这一点美国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同古之战打响后的第四天，亚历山大将军同蒋介石在腊戌会晤时信誓旦旦，亲口保证在数星期里，英军将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324架作战飞机。可是直到缅甸战场崩溃，不见英国派出一架飞机前来助战，而日军已经有400多架作战飞机投入缅甸战场。关键的制空权，才是英国方面对中国远征军失败真正应该负的责任！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远征军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美国方面对远征军增加飞机援助的要求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美国第10航空队的作战飞机，紧急向地中海转场，这时中国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但是后来，英美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为何英美两国自食其言，没有把作战飞机投入缅甸战场？因为中国远征军出兵两个月前，德军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向北非英军发起了凌厉攻势。美英两国根据“先欧后亚”战略，将所有作战物资供应向北非战场倾斜，尤其是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向缅甸战场提供空军的承诺无法兑现。致使中国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1942年1月下旬，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英军溃不成军。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英军在北非丧失了制空权。6月份，隆美尔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
在美国的紧急运输下，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美国的输血很快见效，6月英国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顿时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不愿坐以待毙，冒险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军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一百零五毫米)以及25000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曾任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处长的梅林津对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曼会战分析如下:
“英军的炮兵还不断轰击非洲军，再加上飞机不停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汽油储备几乎消耗完了……非洲军已处在危殆中。九月一日这一天，坦克部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并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断的轰炸。……九月二日早晨，隆美尔决定撤退，但由于缺乏汽油，在白天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退却都是不可能的，非洲军只得就地不动，接连不断地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的袭击。……九月三日，隆美尔的突击群全力以赴地向东撤退，我们扔掉了五十辆坦克、五十门野炮，还有约四百辆战伤的汽车。”

威廉·夏伊勒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
隆美尔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北非英军的制空权是以彻底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换来的，并以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牺牲为代价。
四、第一次入缅作战对欧洲战场的影响
1942年的缅甸战场是整个欧亚战局的重要一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深远地影响了欧洲战局的发展。
阿拉曼会战后，北非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25万人于19 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打击在轴心国“柔软的腹部”上，此时正是决定苏德战场命运的时刻，决定苏德两国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高潮，苏德双方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占据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斯大林震怒之下，将该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撤职，差点送上军事法庭审判。
德军指挥官曼斯坦因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000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了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哥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坦因元帅。”
但是，惊慌失措的希特勒拒绝了曼斯坦因等将领的建议，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以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相互关联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一道，构成了一种逻辑联系。
因此，中国的战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世界指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自己的悲壮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并通过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重大军事贡献。
讲演者小传:倪乐雄
1956年12月出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00年度应邀出访美国国防部、国防大学、西点军校、陆军战争学院、美军太平洋战区总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研究范围:战争与文化、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国际军事战略、国际政治。出版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性会战述评》，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发表学术论文和时评文章190余篇。
中国的战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世界指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自己的悲壮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并通过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重大军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