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后泡沫时代 中美“婚姻”将走向坟墓

自新世纪以来，还从未有哪个同家，能像中美两国那样对带动全球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消费者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需求方，而中国制造商们则是供应链上的最强大力量。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巨大效益，无人能够否认。在截至2007年中的为期四年半的经济周期中，全球GDP年增长率逼近5%，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来世界最强劲最持久的经济繁荣期。

但现如今，这两台引擎正在噼啪作响，随时都有熄火的可能，与此相伴随的是：一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蔓延。巨大的挑战横亘在两国面前，一起经受考验的还有它们的双边关系。希望仍然存在，但需要一个关键性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携起手来，共同建立解决方式。反之，若两国最终不欢而散，那么将两败俱伤——使饱受危机蹂躏的全球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这是一场巨大的赌注，不容许有半点闪失。
在这次痛苦的经济危机和产业衰退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全身而退。美国所谓的次贷危机是引燃地狱之火的火花，随后的连锁效应是：全球化浪潮浸泡的世界各地纷纷接踵陷入危机。

美国消费泡沫的另一端，实际上是同样脆弱的亚洲出口泡沫。现在，这两端——世界经济的需求链和供应链上的泡沫均已破裂。这迟早会在某个时刻点暴发：日积月累的全球贸易失衡终于走到了尽头，后泡沫时代已经到来。

华盛顿“习惯性”转移视线的套路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而这一关系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近期美国新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先生在参议员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币值，加剧了紧张气氛。再者，考虑到美国正处于衰退和失业率高位上升的环境下，有理由担心盖特纳先生的言论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批评中国浪潮的前兆。
很不幸，这是华盛顿长期惯有的推卸责任心态的自然结果。艰难时期，美国政治家们显然需要替罪羊来转移民众视线，从而避免被追究此前因玩忽职守而导致严重问题的责任。他们选中了华尔街作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也曾参与同谋——同时被选中的还有维持巨额双边贸易逆差的中国，人们指责它陷美国工人于生存窘境。

谈到中国贸易政策，华盛顿的逻辑主要基于三个方面—2007年两国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最高的2560亿美元，长期存在的人民币汇率操控言论，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工人似乎处于慢性停滞状态的实体薪资。该观点声称，解决了中国问题，那么美国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自然会得到缓解。

这一观点本身具有严重缺陷。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贸易逆差并非凭空产生。如上所述，易于产生泡沫，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需要从国外引进富余储蓄以保持增长。这样，美国就必须实施大规模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以吸引外部资本。美中贸易逆差，以及美国同其他100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这一问题的重要产物。美国存在多个双边贸易失衡——并非是中国不公平竞争导致的单一双边问题。中国的确是美国多边贸易逆差的最大对象国—但原因不在于人民币币值，而主要在于美国跨国公司们主动采取的产业外包策略。

所谓的中国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也并非像许多美国专家所想的那样证据确凿。首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三年前中国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以来，已上升了近21%。此外，最新的学术研究认为人民币的多边币值仅仅被低估了10%——很难说这能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优势。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人员不断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流动并不像人民币批评者所期望的那样，对汇率走向十分敏感。

而且，即使通过人民币币值重估，关税和其他方式削减或中止美中贸易，美国经济由于储蓄短缺仍然需要维持庞大的多边贸易逆差。最后的结果是，与中国的贸易失衡结束了，另一个巨额贸易逆差伙伴出现了。如果新的这个逆差伙伴产品成本更高——这极有可能结果等同于美国已经虚弱的中产阶级又不得不承担一次类似增税的痛苦。但事态的发展不会仅限于此。中国外汇管理者们将减少购买美元资产进行报复，随之世界这两大巨头将很快处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深渊。

如何避免这一结局——我们应该对三十年代美国声名狼藉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引发世界贸易战记忆犹新——是美中两国政治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要指望共存共生
从经济学角度讲，美国是消费者和低储蓄者，中国是生产者和高储蓄者，它们之间毫无疑问地长期存在自然共生关系。但这种互补性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相互依赖，也不会永远地强化上述国家之间的双边纽带。事实上，美中共生很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过程或者阶段——是一段短时期存在的共同利益契合的反映。

的确，只要缺乏储蓄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支持个人过度消费，那么美国仍然需要一位像中国的借款人来提供外部资本。同样，只要过度储蓄的中国经济需要维持贸易出口以增加工作岗位，维护社会稳定，那么中国也需要美国这位世界最大的消费人来吸纳产品。

但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结果又将如何？若美国开始注重储蓄——后泡沫时期美国的过度消费者们很可能改变习惯——那么向中国借入富余储蓄的需求就会萎缩。相反，若中国开始注重消费——鉴于中国过去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现在它也很可能改变习惯——那么中国将没有大量富余储蓄借给美国。如果双方的调整步伐恰好踩着点完美合拍，我们将有希望看到连续而不间断的共生关系。但我认为双方经济体能达到如此精确的同步调整，几率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引出了另一种较大的可能：两国共生让位于不平衡状态——从而成为新的美中紧张关系源泉。

不幸的是，能导致美中经济紧张的源泉还不止一个。2005年-2007年间，美国国会共提出整整45条的反华贸易法案。虽然上述法案无一通过，但情况总会发生改变。当前美国失业率伴随经济衰退不断上升，贸易摩擦政治势力很可能获得民众更大的支持。鉴于此种情况，财政部长盖特纳就中国人民币币值操纵的警告，尤其值得担忧。而美国近期颁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购买美国货”条款也可能发出同样论调。

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敏锐察觉到自身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对其贸易伙伴造成的影响。任何经济补贴——无论是国内工资补贴还是汇率补贴——都将产生重大意义，特别考虑到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不断提高。作为当前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无法对自身责任掉以轻心。而且，如果中国无视环境退化和污染进行不公平竞争，那么世界将为跨国劳动套利行为付出更高额的代价。简单比较一下各国工资水平即可说明问题。若基于成本效益的外包活动发展到完全忽视环境恶化的地步，那么相对“绿色”的经济体实际工资将被挤压得更加厉害。

解决美中复杂的经济关系问题，已成为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对于处于失衡状态的世界经济至关重要。危机四起的全球经济如今陷入严重衰退，因此这次赌注还将增大。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在发展变革，短暂的共生状态可能将被加剧的紧张关系所取代。化解这些紧张局势的时间只能是今天——否则时机一过将追悔莫及。

中国领导人早已预见到……
两年前，温家宝总理警告说中国经济处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也考虑到类似的经济漏洞，该计划强调中国需要着手实施重大经济结构调整，从出口导向型转移至消费导向型。

但这部分计划的政府实施力度不足。尤其是中国未能建立制度化的安全网络——这一支持系统对缓和民众的未来预期忧虑，减少预防性储蓄行为，营造更加活跃的消费文化来说不可或缺。其结果是中国GDP中的消费份额在2007年跌至36%的历史最低记录——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暗淡一面，这一失衡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尤显麻烦。一场严重的外部需求锐减使中国经济失衡且无后备计划的状况完全暴露。

着力刺激消费的平衡再调整是中国惟一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答案。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例如中国近期宣布的4万亿人民币基础设施投资动议只能做权宜之计。上述措施借用了中国在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2001年世界经济轻度衰退中运用的反周期危机策略。但此时美国消费市场已经开始萎缩且将持续数年，这种情况下要弥补中国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的结构性缺陷，这些行动是不够的。

中国需要大胆而积极地制定促消费政策。它首先应当出台社会安全网络构建方面的重大举措。中国尤其需要急剧扩大其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当前中国社保基金的管理资产仅有700亿美元略多——为中国老龄人群每人支付100美元的终生退休金都不够。中国还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建立全面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并增加对国家医保和失业保险的投入。最近通过的总额达8500亿人民币为期三年的医疗改革计划令人鼓舞，但这只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小步。

中国的底线是：失衡的中国经济必须重新调整。30年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获益良多，但现在必须让位于消费导向的内源性增长方式。对于中国来说，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么迫切需要经济变革。对亚洲其他各国来说——已经失衡的全球经济更不消说——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担当着经济领导角色。

不用说，一个已经削弱的经济体通常不会采纳提高币值的善意建议。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尤其如此，在2008年底，中国的增长步伐放缓至几乎停顿。2009年初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疲软，目前增长率正处于6%～8%的水平线上，该水平线是中国吸纳剩余劳动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底线，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增加经济周期波动，带来更大的下滑风险。

毫不奇怪，中国对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近期指责中国操纵币值的言论进行了猛烈回应。言辞虽然刺耳，终未波及行动，但人们仍需要仔细考虑言辞战争导致直接贸易制裁的后果。上述影响将立即在金融市场上体现出来。美国依赖中国为其外部赤字买单——在不受限制的万亿美元预算赤字情况下，这种依赖只会增加——美国无法承受中国减少购买美元资产的风险。但华盛顿若因币值纠纷发起贸易制裁的话，自尊的中国会感到受伤，从而“回应性”地减少购买美元资产。

中国的“回应”方式非常简单，即不再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国债拍卖场合上露面。这种情况非同小可，因为美国每个工作日都需要30亿美元的外部资金流入，以维持其经常项目赤字。若中国不再为美国提供外部注资，美元可能暴跌，实际长期利率将会上升。美元危机是正处于衰退中的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但美国若真将言辞批评化为制裁中国贸易的实际行动，那么这种情况就将真的发生。总之，在攻击中国货币政策是罪魁祸首的言论上，华盛顿越来越感到如履薄冰。后泡沫时期的美国经济正在遭受国内需求锐减的痛苦，发动排华风潮是消除不了这一痛苦的。当前气候下的武力威胁，既不明智又万分危险。

同时，告诉中国什么事不能做，也相当重要。

首先，中国必须摒弃过度乐观情绪，不要指望依靠旧时的外部需求模式能再次拯救中国。行将萎缩数年的美国消费市场无异于一场全球消费休克，对任何出口导向型国家都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拖累。

因此，中国的经济调整越发显得迫切。将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度依赖出口转变到更大程度地依靠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日趋紧迫的任务。

中国也不能经不起诱惑而运用货币杠杆和其他补贴来刺激出口行业。在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对全球化后果忧虑增加的年代里，上述做法无异给反华贸易制裁提供口实。如前所述，反华制裁将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其最重要的美国海外债权人的角色。随之，正如同30年代的情况，触底竞赛将拉开序幕。

今天，处于危机和衰退中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同舟共济，而不是各奔东西。全球化及其通过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带来的紧密联系，使得我们别无选择。

这种环境下，指责游戏完全无济于事。那些指责中国等储蓄富余国应为美国的不可持续消费热潮承担责任的人士，应当感到惭愧。这是一个美国问题，需要在美国国内加以解决，措施就是实施新的纪律严明的货币政策，严厉监管，消费者和企业采取更加负责的行为方式等等。美国这一十几年来生活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泡沫依赖型经济体，如今必须接受角色回归的现实——而不是把他国作为此次痛苦而必需进行的经济调整的挡箭牌。

同样地，中国也需要接受出口导向增长方式的固有缺陷性。发达世界前所未有的同步衰退，带来空前外部需求市场休克，使中国认识到这一痛苦事实。

经济发展绝非为他人生产商品——特别是那些生活标准超过自身能力之外的“他人”。最终，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将为国民私人消费内需拉动方式所取代。中国已为此次转变做好准备，也必须最快地启动这一过程。

总而言之，处于失衡状态的世界各国必须开始繁重的经济大调整，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和中国如何调整，答案再清楚不过：美国需要多储蓄、少消费，而中国需要少储蓄、多消费。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现实危机中的世界再也无法承受长期失衡状态造成的代价了。全球调整不是速战速决——因此，情况远非那些近视政治家所呼吁的那样简单。但归根结底，这是把世界拉回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惟一途径。此次危机若还有一线希望，那必定是它传递给这个失衡世界中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觉醒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