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美国 假如美元崩溃

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于
2009-06-16
美元一旦崩溃——对话朱小平
中国跟美国的共生关系，是当下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点。我利用尼尔·弗格森构建的“中美国”（Chinamerica）关联体模式，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近期增长模式的“两缺口模型”。
中国经济是美国次贷膨胀最大的受益者。正是美国次贷膨胀加上中国国内房产私有化的刺激，才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面对各自的危机，中美两国社会承受度有巨大差异：美国社会是有序的，但是当中国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时，是以社会失序形式表现的：高管马上人间蒸发，对吧？根据当时的资料，“中国金属”高管蒸发了13个人。
人物周刊：如果这个“中美国”维系不下去了，会发生什么？
朱小平：这就是我的5个猜想了，当然它们可能是错的。首先，中国经济有可能从高速增长期转入低速或中速增长期，如果仍以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转向逆差，人民币汇率贬值，输入型通货膨胀，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朱小平 图雍和

几乎没人明白金融市场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金融危机有意思，要关注它？
朱小平：这次危机孕育了10多年，到07年2月开始显现；08年9月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被并购，可以看作危机爆发的起点，全世界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之前也有人谈论金融危机，但局限在少数专业学者里。
人物周刊：你提到过纽约大学鲁比尼教授2006年就预言美国房市将拖垮经济。
朱小平：现在查下来他是最早发出警告的学者，但当时没有人重视，反有人批评他缺乏数学分析。他现在被称为“末日博士”、“末日预言家”。
危机集中爆发时，金融事件成为新闻，大量资讯不断涌入，我才能观察这件事，并提出自己的理解。到去年10月中旬，我大致形成了一个思想。
但是对这次金融危机里金融衍生品的制度问题、细节问题，我们到现在也无法判别。就像美国《国际经济》季刊总编斯米克在他的新书《世界是弯的》里讲的：目前金融市场的复杂性“神秘得几乎没有人明白它的运作”。克鲁格曼也说过：“要从细节上说明这次金融危机，是一件使人抓狂的事。”
我在两个月里把这书写出来是冒风险的，很可能有重大错误，但这事值得做。面对这次危机，对经济学提出“告诉我它是什么”具有很大的正当性。这是激励我写这本书的动力。
面对黑箱的失语
人物周刊：听说有些国家的经济学者正在反思在这次危机爆发后的表现。
朱小平：危机爆发以来，全世界有许多人出来充当历史的判官，宣称华尔街死了、美元死了、美国死了、资本主义死了……也有几个国家表现为集体失语。
人物周刊：有批评说，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也有失水准。
朱小平：这几个月来没有人做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论分析，但有很多评论性的、价值判断的东西，其中有不理解造成的隔膜，有情绪化的东西，也有胡说八道——不知道是故意为之还是本身能力不够。
严肃的经济学家言说问题只有3种方式 ：逻辑的、数据的、历史（或地理上）比较的。比如1929年经济危机和这次的相比较，或者中国和美国相比较。经济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不同，它不允许思想随意驰骋，只有经济事件和后果充分显现并经过细致分析之后，学者才能言说。
人物周刊：这岂不造成经济学家后知后觉，显得他们很无用吗？
朱小平：是这样的。一直有这样的批评：经济学是很忧郁的、灰色的学科。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美国一批严肃、专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学院派，几乎没有言说和专论。因为自凯恩斯以后，经济学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经济学科总体上讲不可能先知先觉。一定要经济学家来做预言家，那么多数猜想很可能是错的。
另一个原因是这次危机跟金融衍生品市场上许许多多创新的产品或交易有关，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又完全是由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雇佣的行业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共同设计开发的，是高度商业机密，对于局外人就像黑箱一样，其中一些细节只能等局内人开口。1930、1940年代，美国著名炒家江恩受日本江户时代米行里用的K线图启发，在炒股上获得成功，退休前才公布了这个工具。
人物周刊：经济学界比较积极应对的是哪些国家？
朱小平：美国经济学界正在反思。比如哈佛在反思其MBA教育，为什么他们教出来的大量MBA在次贷危机前期没有任何警觉？认为MBA的课程设置、教授内容有问题。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基本是失败的。
自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学派纷呈。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要他讲什么理性预期模型、动态递归的宏观模型，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还可以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手段，理论规模和精巧度远远超过30年代凯恩斯他们。
但经过这次金融危机，大家发现晚近出现的精巧模型好像一点用都没有，1930年代凯恩斯的很古典的思想方法，反而具有更强的解析问题的能力。等于是要承认，宏观经济学至少近二三十年可能走错了。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克鲁格曼，他的理论在这次危机中很有影响力，他是凯恩斯主义的，所以等于颁给了凯恩斯。所有救市的政策思想都来源于凯恩斯。我认为他跟熊彼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中美两国承受度差异巨大
人物周刊：你在梳理此次危机时，比较得意的、有创新的部分在哪里？
朱小平：中国跟美国的共生关系，是当下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点。我利用尼尔·弗格森构建的“中美国”（Chinamerica）关联体模式，以整整两个章节探讨、分析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近期增长模式的“两缺口模型”，这是个具体的创新。
中国经济是美国次贷膨胀最大的受益者。2001年美国能摆脱网络泡沫的影响基本上是靠次贷。正是美国次贷膨胀加上中国国内房产私有化的刺激，才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现在，这个过程要逆转了——如果美国次贷膨胀对应中国高速增长，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金融危机对应的是中国实体经济危机。但是我们看到，面对各自的危机，中美两国社会承受度有巨大差异：美国社会是有序的，但是当中国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时，是以社会失序形式表现的：高管马上人间蒸发，对吧？根据当时的资料，“中国金属”高管蒸发了13个人；“合俊”，最大的玩具商，老板逃了，拖欠1-3月工资，名下两家企业7000人失业，要变回农民，最后政府向银行借贷2000万来解决问题。但政府不能这样做——别的老板一看，逃跑可行，因为政府会埋单，这样会非常被动。在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实体，沿海地区损失最为严重，中部次之，西部受影响最小。
人物周刊：如果这个“中美国”维系不下去了，会发生什么？
朱小平：这就是我的5个猜想了，当然它们可能是错的。首先，中国经济有可能从高速增长期转入低速或中速增长期，如果仍以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转向逆差，人民币汇率贬值，输入型通货膨胀，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其次，全球化有可能出现逆转(“逆全球化”)，也就是英国首相布朗讲的“去全球化”。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有两个条件：一是综合运费大幅降低，二是劳动力成本落差持续扩大。但危机过去后油价上涨会提高运费，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杰夫·鲁宾已经算出来，每桶油价涨到100美元时，运输成本足以抵消45年来削减关税的成果。要知道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关税下降。
“宜家”，全球最大的家具商，80年来没在美国设过厂，现在要在美国设厂。因为它们的原木来自加拿大，在中国制造后运回美国，两次运费很高。阿迪达斯将逐步关闭在中国的11条生产线（共11万工人）。逆全球化不一定会是主流，但会遏制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可能是欧盟和欧元消解的开始，极端主义、极权主义思想回潮的开始，美国霸权重构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说，金融危机过了急性爆发期，转入煎熬期，那么美国要重构它的霸权凭什么？
朱小平：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过，“美国仍然拥有继续欣欣向荣的硬底子，仍是最具创意、多样化、创新文化和开放的社会。当今世上，谁能迅速想出新点子，并通过全球合作予以实现，谁就具备最重要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能。至于美国能不能走上这条路，最终还是要看它能不能继续完成大规模的创新。将来新一轮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仍然是美国，因为只有它最清楚危机内部最深的细节。就像1929年金融危机后，罗斯福成立了证监会，请老肯尼迪当主席，因为他是华尔街最大的庄家、操盘手，是最了解内幕的人。
美国之所以强大、具有多样性，是因为它已经实现的创新能力——这个时代的重要产业，电视、飞机、计算机，哪样不是美国搞起来的？美元无处不在就是因为美国产品无处不在、美国技术无处不在。听说美国出了一本《离开中国产品的一年》，我觉得完全可以再出一本，叫《离开美国技术的一年》，没有电视、飞机、电脑，你怎么过？
奥巴马头脑还算清醒
人物周刊：你觉得奥巴马和他的这届班子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怎么样？
朱小平：换别的总统和班子来应对，差不多也就是这几招，没什么秘笈。但有几件事说明奥巴马还比较清醒，比如在处理美国国际集团（AIG）红利税案时的表态。危机爆发后，AIG也拿到政府的救援基金，在处理坏账的同时给高管层发了很多奖金。美国众议院以绝对多数票迅速通过了议案，要求接受政府救援的金融机构发的奖金超过一定数额后要征收90%的红利税。媒体则大加抨击，搞了很多国内现在流行的“人肉搜索”，把AIG高管们的住址、电话全公布出来，然后很多人到他们家门口去示威、抗议，也有些很过激的举动。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认为AIG的奖金协议在先，是依据当时雇佣这批高管签的合同，所以这个奖金并不违法。如果照顾大多数人心目中“实际上应该怎样”的想法，那还要不要尊重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如果契约找一个实质正义的借口就可以剥夺，那整个市场经济是无法运行下去的。所以奥巴马和他的顾问班子脑子还是清醒的。
实际上AIG这个拿红利的高管团队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每天都在加班。那个财务主管后来在家里自杀了，你知道他加班加到什么地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有天签署了8500份文件，你可以想一下他的工作强度。AIG在去年10月产生的整个坏账是2.6万亿美元，在这个团队高强度的工作下，短短几个月，已经处理掉1.1万亿美元坏账。
人物周刊：银行难道不会设法转嫁坏账？比方说收回房子再拍卖。
朱小平：这个坏账转嫁不了。因为现在房价在下跌，哪怕收回房子再拍卖还是要亏损。美国政府现在要把钱投下去，包括加印钞票，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还有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压低了30年国债的利率——这对于当前的经济有三重好处：第一，使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可以用更低的长期利率融进资本，同时可以贷放到按揭贷款市场上去，有助于改善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第二项好处，提高美国国债的价格水平，满足了中国、日本等美国国债持有国的保值要求；第三，压低美元汇率，美元的适度贬值可以拉动美国出口。这个汇率实际上是有控制的，美国不会让美元无限贬值下去，否则美元就崩溃了。美元一旦崩溃，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自己。
思想的生产率在递减
人物周刊：现在跟主流经济学界来往吗？
朱小平：几乎没有。
人物周刊：你觉得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相当一部分学院派经济学家思考力下降？
朱小平：这种反思和批评最好由学院派内部来做，我在外面评议容易引起误解。学院派经济学家的问题，可能就是现在报纸上许多文章讲的我们整个大学体制、教育体制的问题。比方说学术腐败，为了掩饰剽窃、造假还创造出“过度引用”这样的新名词。还有，学院里现在钱比较多，这可能是一件坏事。
两弹元勋周光召曾对中国自然科学界提出批评，他说有两个是致命的，一个是剽窃造假，一个是无法交流。社会科学界的问题也一样，无法交流现在是普遍现象。当造假和剽窃成为风气，就没人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你是经济学家，我也是经济学家，我跟你说了一个想法，你明天抢先发表，变成了你的思想，那我怎么来保护自己的原创性呢？只好避免交谈。
现在高度稀缺的是真正的思想。工具是大量的，现在教科书上全是工具。几百年来，物质的生产率提高了成千上万倍，但思想的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甚至可能在递减。中国学术界现在没有权威、没有大师，因为学统破坏了，底线也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互相认同就会很不容易。无谓的批评或者骂娘都很时髦，这很糟糕。
人物周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想做点事，怎么办呢？
朱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够尽可能把力所能及的那点事情做掉，并尽可能做得好一点。学统的重建，需要以后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完成，我们是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