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而又五彩缤纷的世界——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

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两个人。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网易财经冯笠峰编辑、腾讯财经崔丹编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希望我写一点评论的文字。是呀，自我介绍是做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此时此刻，不能不写一点文字的。但这一点文字对我来说又的确是十分难写的。
奥斯特罗姆我不熟悉。有人说她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看来不准确，她的获奖说明她做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说是公共选择理论，尤以公共决策与公共资源运用之研究而著称。威廉姆森是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他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在制度的含义、企业和其它各种组织的性质、边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概括与制度与约束相关联的所有经济学研究，但我个人更喜欢使用狭义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这一概念。无疑，他们都是坚持了、至少是部分坚持了科斯所开创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传统的。
既然如此，我的解读不妨从我熟悉的科斯所开创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传统来说开。而有必要首先强调的，是我的解读是带了很大程度主观色彩的。老实说，我这个人是不善于介绍别人的工作的，因为控制不住总是要发挥一下自己的理解。问题是自己都不肯定这种理解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就是唱歌，也控制不住总是要跑一跑调。没有大关系，跑点调，也还是歌吧。

一、一脉相承的三个经济学传统

说科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传统，又不能不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说起。
古典经济学以自利为出发点，证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分权市场理论），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则具有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建立起了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基本架构。新古典经济学引进微积分，把自利处理为约束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形式化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权市场理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则关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约束条件本身的形成与演变。
是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证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市场运作。问题在于，这个既定的约束条件是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呢？一般来说，不是。这就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怎样对待和运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呢？答案是，必须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高度一般化。重要的不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结论，而是其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重要的不是特定的约束条件及其均衡，而是不同的约束条件及其均衡。而且，市场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呢？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不做考虑的。而这些都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关注的内容。严格来讲，交易费用经济学不过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高度一般化。也正因为如此，张五常才讲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三个经济学传统。没有错，一脉相承的经济学传统。

二、成本分离不是效率问题的局部而是全部

不会有人不同意，效率问题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问题是，效率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经济学将人的行为高度一般化地看作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公设人人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在于，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一定实现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吗？表面看来，似乎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不一定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是，我们不能一方面假设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又一方面说有可以拿到的利益他却不去拿。有可以拿到的利益他却不去拿，这只是外人看来如此罢了；有利益他不去拿，一定是他没有认识到这利益，或者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而不能拿得这利益。没有认识到、限制他不能拿得这利益的东西都是约束条件；考虑了所有这些约束条件，他拿到的就已经是最大的利益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利益。这也是说，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既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么经济效率问题就等同于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了。
本质上，无论是垄断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外部效应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都是一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的社会成本问题。软预算约束是不是社会成本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过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社会成本问题。超过自己的预算约束花钱而可以不还，不是成本分离又是什么？
的确，一个不存在任何成本、收益外溢的经济是不会有无效率发生的；不存在成本、收益外溢，没有成本分离发生，帕累托最优一定可达。有什么奇怪的吗？那大名鼎鼎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工作）证明的难道不正是这一经济学常识吗？
成本分离不是效率问题的局部，而是效率问题的全部。本质上，一切的效率问题都不过是一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社会成本问题。我的问题是，既然一切的效率问题都不过是一个社会成本问题，那么所有效率问题的答案是不是都应该回到科斯定理那里去呢？
是奇怪的现象。就我所知，垄断问题的答案就没有回到科斯定理，X效率理论、囚犯难题与合成谬误的传统解释也都与科斯定理的理念相矛盾。经济学可以如此逻辑不一致吗？

三、成本分离未必一定有效率损失

科斯定理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并且没有财富效应，权利界定又是清晰的，那么由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而从事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将不取决于权利的初始配置，帕累托最优总是可以实现。一般认为，科斯定理给出的是一个无关性命题——帕累托最优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
当然不否定这个无关性命题的重要意义：在特定的交易费用下，私人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那是说，科斯定理为我们给出了低交易费用情况下外部性问题的市场解。不过在张五常看来，科斯定理的真谛却不在于无关性命题本身，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是什么使得权利的初始配置变得重要的？在使得权利的初始配置变得重要的约束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又该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用他的原话来讲：“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
核心的问题是，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要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才对。决不是新古典的世界就代表了效率，而一切对于新古典世界的偏离都代表了效率损失。对此，张五常在其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的演讲（《交易成本范式》）中讲得清楚：“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帕累托最优总是达到了的”。
还用吸烟的例子来做说明吧。比如你吸烟，让我们被动吸入尼古丁，而你根本不考虑对于我们的影响。按照传统的分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发生了分离，从社会的角度吸烟是多了，存在效率损失。然而问题在于，既然被动吸烟有害，我们为什么会听之任之，不做反映呢？这种情况，一般是我们让你不吸烟或者少吸烟的谈判费用太高（相对于所获得的收益而言），不值得做反应进行协调。不是不做或者不能做反应，而是不值得做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确有分离，但这种分离不是无效率的表现，而恰恰是效率的表现。
是的，没有成本分离，不会有无效率发生；反过来，成本分离却不意味着有无效率发生。

四、和谐而又五彩缤纷的世界

一旦考虑了交易费用（约束条件），世界就变得五彩缤纷起来：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听任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发生恰恰是效率的体现；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私人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由于不同的行为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做相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权利由一方转到另一方，交易费用也会转变，因此有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问题，政府出面解决肯定更有效率。在一般意义上属于相同性质的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由于产生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原因不一样，交易费用的大小也就不一样，社会成本问题的解也会不一样。例如，垄断就不同于污染这样的社会成本问题，后者不仅仅是对于要否干预及干预效果判断的信息要求要低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私人企业不会彼此竞争以减少污染排放。可是垄断不一样，垄断利润的存在终归会引来竞争者。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或者私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垄断不会长久地存在，私人企业的竞争最终会对垄断提供市场校正。因此和污染那样的社会成本问题不一样，在长期中，就算我们不反垄断也不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行政垄断是例外。唯一地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反对的就是行政垄断。信息不对称也一样，到底市场是可以自发地提供某种校正的，各种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正是这种校正。
这就回到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所做的工作上来了。前者探讨公共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它经济组织怎样有效管理了自然资源。奥斯特罗姆发现，在一些情下，即使市场不存在，人们也可通过市场与政府之外的其它途径来解决过度开发问题。她的研究显示，由“用家联盟”管理公共财产，可能比市场与政府更有效率。后者对科斯的交易费用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清晰论证。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于什么事应该由什么组织去做，以及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组织而不是其它组织更能有效地做好这事的逻辑的解释。总之是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经济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简单的世界；复杂的是现实世界的约束条件，而不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理念。这又是一个和谐的，而不是如庇古所主张的处处需要政府出面干预的不和谐的世界。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五、我看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

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的。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年份，应该得到，可以得到这个奖项的人非常多。而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是新制度经济学第四次获奖了。好些人猜测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许欧洲评选人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跟制度有关系，金融领域过分的放松监管跟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冲突有关系。再次授予新制度经济学诺贝尔奖是要提醒人们关注“看不见手”功能中所存在的“局限性”。用他们的话说：“市场并非万能”。
也许吧。不过我要补充的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市场、企业、政府、其它公共组织，乃是一些对等、平行的经济组织。理论上，市场失败的逻辑同样也是政府失败的逻辑。没有错，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当市场不能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就要把事情交给政府去做，更不意味着政府就能做好。恰恰值得注意的是，公众选择学派认为政府政策并不是由高度有理智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导人来决定，政府政策是由大量的利益冲突的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其它组织，互相合作，又互相冲突的产物，更不要说简单地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和替代了。
今天，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的确要思考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不过我们一定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高度一般化地看待市场、企业、政府、以及其它经济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什么事情应该由市场去做，什么事情应该由企业去做，什么事情应该由政府去做，什么事情应该由政府之外的其它公共组织去做；而且，市场、企业、政府、其它公共组织有效运行都是有条件的，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企业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政府和其它公共组织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的。这些也的确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广义一点说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不过请记住，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简单地告诉我们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是表明上述问题的复杂——新制度经济学没有告诉我们社会成本问题的答案，只是表明社会成本问题的复杂。
而我更希望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能够引起人们对于经济学核心问题的关注。我希望人们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而不再简单认为完全竞争是效率的标准。我希望人们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而能够认识到，由于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不同于、也不可能同于标准模型的约束条件，因此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不可能得到满足。不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是无效率的；相反，如果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那么经济反而应该是无效率的了。帕累托最优不是某个抽象的约束下的最大化，而是具体的约束下的最大化；帕累托最优不是纸上计算得到的最大化，而是现实中可实现的最大化。老实说，我认为威廉姆森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识并不是很强的
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两个人。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网易财经冯笠峰编辑、腾讯财经崔丹编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希望我写一点评论的文字。是呀，自我介绍是做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此时此刻，不能不写一点文字的。但这一点文字对我来说又的确是十分难写的。
奥斯特罗姆我不熟悉。有人说她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看来不准确，她的获奖说明她做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说是公共选择理论，尤以公共决策与公共资源运用之研究而著称。威廉姆森是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他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在制度的含义、企业和其它各种组织的性质、边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概括与制度与约束相关联的所有经济学研究，但我个人更喜欢使用狭义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这一概念。无疑，他们都是坚持了、至少是部分坚持了科斯所开创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传统的。
既然如此，我的解读不妨从我熟悉的科斯所开创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传统来说开。而有必要首先强调的，是我的解读是带了很大程度主观色彩的。老实说，我这个人是不善于介绍别人的工作的，因为控制不住总是要发挥一下自己的理解。问题是自己都不肯定这种理解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就是唱歌，也控制不住总是要跑一跑调。没有大关系，跑点调，也还是歌吧。
一、一脉相承的三个经济学传统
说科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传统，又不能不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说起。
古典经济学以自利为出发点，证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分权市场理论），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则具有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建立起了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基本架构。新古典经济学引进微积分，把自利处理为约束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形式化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权市场理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则关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约束条件本身的形成与演变。
是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证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市场运作。问题在于，这个既定的约束条件是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呢？一般来说，不是。这就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怎样对待和运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呢？答案是，必须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高度一般化。重要的不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结论，而是其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重要的不是特定的约束条件及其均衡，而是不同的约束条件及其均衡。而且，市场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呢？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不做考虑的。而这些都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关注的内容。严格来讲，交易费用经济学不过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高度一般化。也正因为如此，张五常才讲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三个经济学传统。没有错，一脉相承的经济学传统。
二、成本分离不是效率问题的局部而是全部
不会有人不同意，效率问题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问题是，效率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经济学将人的行为高度一般化地看作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公设人人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在于，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一定实现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吗？表面看来，似乎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不一定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是，我们不能一方面假设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又一方面说有可以拿到的利益他却不去拿。有可以拿到的利益他却不去拿，这只是外人看来如此罢了；有利益他不去拿，一定是他没有认识到这利益，或者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而不能拿得这利益。没有认识到、限制他不能拿得这利益的东西都是约束条件；考虑了所有这些约束条件，他拿到的就已经是最大的利益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利益。这也是说，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既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么经济效率问题就等同于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了。
本质上，无论是垄断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外部效应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都是一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的社会成本问题。软预算约束是不是社会成本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过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社会成本问题。超过自己的预算约束花钱而可以不还，不是成本分离又是什么？
的确，一个不存在任何成本、收益外溢的经济是不会有无效率发生的；不存在成本、收益外溢，没有成本分离发生，帕累托最优一定可达。有什么奇怪的吗？那大名鼎鼎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工作）证明的难道不正是这一经济学常识吗？
成本分离不是效率问题的局部，而是效率问题的全部。本质上，一切的效率问题都不过是一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社会成本问题。我的问题是，既然一切的效率问题都不过是一个社会成本问题，那么所有效率问题的答案是不是都应该回到科斯定理那里去呢？
是奇怪的现象。就我所知，垄断问题的答案就没有回到科斯定理，X效率理论、囚犯难题与合成谬误的传统解释也都与科斯定理的理念相矛盾。经济学可以如此逻辑不一致吗？
三、成本分离未必一定有效率损失
科斯定理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并且没有财富效应，权利界定又是清晰的，那么由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而从事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将不取决于权利的初始配置，帕累托最优总是可以实现。一般认为，科斯定理给出的是一个无关性命题——帕累托最优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
当然不否定这个无关性命题的重要意义：在特定的交易费用下，私人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那是说，科斯定理为我们给出了低交易费用情况下外部性问题的市场解。不过在张五常看来，科斯定理的真谛却不在于无关性命题本身，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是什么使得权利的初始配置变得重要的？在使得权利的初始配置变得重要的约束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又该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用他的原话来讲：“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
核心的问题是，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要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才对。决不是新古典的世界就代表了效率，而一切对于新古典世界的偏离都代表了效率损失。对此，张五常在其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的演讲（《交易成本范式》）中讲得清楚：“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帕累托最优总是达到了的”。
还用吸烟的例子来做说明吧。比如你吸烟，让我们被动吸入尼古丁，而你根本不考虑对于我们的影响。按照传统的分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发生了分离，从社会的角度吸烟是多了，存在效率损失。然而问题在于，既然被动吸烟有害，我们为什么会听之任之，不做反映呢？这种情况，一般是我们让你不吸烟或者少吸烟的谈判费用太高（相对于所获得的收益而言），不值得做反应进行协调。不是不做或者不能做反应，而是不值得做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确有分离，但这种分离不是无效率的表现，而恰恰是效率的表现。
是的，没有成本分离，不会有无效率发生；反过来，成本分离却不意味着有无效率发生。
四、和谐而又五彩缤纷的世界
一旦考虑了交易费用（约束条件），世界就变得五彩缤纷起来：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听任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发生恰恰是效率的体现；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私人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由于不同的行为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做相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权利由一方转到另一方，交易费用也会转变，因此有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问题，政府出面解决肯定更有效率。在一般意义上属于相同性质的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由于产生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原因不一样，交易费用的大小也就不一样，社会成本问题的解也会不一样。例如，垄断就不同于污染这样的社会成本问题，后者不仅仅是对于要否干预及干预效果判断的信息要求要低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私人企业不会彼此竞争以减少污染排放。可是垄断不一样，垄断利润的存在终归会引来竞争者。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或者私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垄断不会长久地存在，私人企业的竞争最终会对垄断提供市场校正。因此和污染那样的社会成本问题不一样，在长期中，就算我们不反垄断也不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行政垄断是例外。唯一地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反对的就是行政垄断。信息不对称也一样，到底市场是可以自发地提供某种校正的，各种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正是这种校正。
这就回到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所做的工作上来了。前者探讨公共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它经济组织怎样有效管理了自然资源。奥斯特罗姆发现，在一些情下，即使市场不存在，人们也可通过市场与政府之外的其它途径来解决过度开发问题。她的研究显示，由“用家联盟”管理公共财产，可能比市场与政府更有效率。后者对科斯的交易费用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清晰论证。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于什么事应该由什么组织去做，以及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组织而不是其它组织更能有效地做好这事的逻辑的解释。总之是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经济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简单的世界；复杂的是现实世界的约束条件，而不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理念。这又是一个和谐的，而不是如庇古所主张的处处需要政府出面干预的不和谐的世界。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五、我看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
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的。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年份，应该得到，可以得到这个奖项的人非常多。而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是新制度经济学第四次获奖了。好些人猜测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许欧洲评选人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跟制度有关系，金融领域过分的放松监管跟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冲突有关系。再次授予新制度经济学诺贝尔奖是要提醒人们关注“看不见手”功能中所存在的“局限性”。用他们的话说：“市场并非万能”。
也许吧。不过我要补充的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市场、企业、政府、其它公共组织，乃是一些对等、平行的经济组织。理论上，市场失败的逻辑同样也是政府失败的逻辑。没有错，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当市场不能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就要把事情交给政府去做，更不意味着政府就能做好。恰恰值得注意的是，公众选择学派认为政府政策并不是由高度有理智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导人来决定，政府政策是由大量的利益冲突的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其它组织，互相合作，又互相冲突的产物，更不要说简单地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和替代了。
今天，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的确要思考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不过我们一定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高度一般化地看待市场、企业、政府、以及其它经济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什么事情应该由市场去做，什么事情应该由企业去做，什么事情应该由政府去做，什么事情应该由政府之外的其它公共组织去做；而且，市场、企业、政府、其它公共组织有效运行都是有条件的，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企业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政府和其它公共组织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的。这些也的确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广义一点说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不过请记住，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简单地告诉我们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是表明上述问题的复杂——新制度经济学没有告诉我们社会成本问题的答案，只是表明社会成本问题的复杂。
而我更希望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能够引起人们对于经济学核心问题的关注。我希望人们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而不再简单认为完全竞争是效率的标准。我希望人们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而能够认识到，由于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不同于、也不可能同于标准模型的约束条件，因此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不可能得到满足。不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是无效率的；相反，如果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那么经济反而应该是无效率的了。帕累托最优不是某个抽象的约束下的最大化，而是具体的约束下的最大化；帕累托最优不是纸上计算得到的最大化，而是现实中可实现的最大化。老实说，我认为威廉姆森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识并不是很强的，而他的好些概念一般化都不好。这也是我为什么十分难写这个评论的原因之一了。